港奸剋星 2007-6-8 22:09
反右運動仍未平反,人民仍需努力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主要結果是給空前大量的人確定「右派」身份。
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陽謀」論
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反對黨天下」等論調，遠遠超出共產黨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蘇聯的赫魯雪夫上臺後發表反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有了被「復辟」的疑慮和恐懼。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筆。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論只是後來的托詞。李志綏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1]
在知識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
右派的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极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反右的擴大化
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
據1978年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
[編輯] 趨於平靜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之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划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政治上的反右轉移到了經濟建設方面，反右運動逐漸停止。
右派的命運
和鳳鳴的回憶錄：《經歷─我的1957年》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
至今日為止﹐仍有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右派分子。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它標志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
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