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dog 2007-6-14 14:40
帝王心理與文字獄
說起文字獄，今天的人往往覺得古代帝王心理不正常。譬如明朝初年杭州教授徐一夔寫了一篇頌揚明太祖的賀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這樣幾句話，朱元璋見了大怒說：“‘生’者，僧也，顯然暗指我當過和尚；‘光’，分明指剃發也；‘則’音近‘賊’也。”把徐教授殺了。朱元璋早年貧寒，出家皇覺寺，以後又投紅巾“賊”，如今當了皇帝，就總疑心文人掉弄筆端，揭老底，不許說“生”，不許說“則”，和尚光頭，連帶“光”也不許說。清朝的雍正皇帝似乎和明太祖一樣神經過敏，據說內閣學士查嗣庭典試江西，所出考題有“維民所止”四字，雍正竟看出“維”“止”二字意在影射自己去了腦袋，就這樣查嗣庭也被莫名其妙地殺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總讓人覺得帝王心理很怪異，很陰暗，至少是不很健康。
其實，慣於製造文字獄的倒多是神經健全的有為之主，他們心裏十分清楚不能以文字罪人。上面提到的查嗣庭文字獄結案時雍正就說過，我治查嗣庭的罪並不是因為他在江西出的試題有毛病，如果這樣做，別人就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搞文字獄的專家乾隆皇帝更是常把“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掛在嘴邊，可見他並非不懂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思想與實際行動有著嚴格的法律意義上的絕對區別。而且嚴格來講，欽定的《大清律例》中也沒有“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據，相反，《大清律例》卻明確載有將“以文字罪人”定為犯罪行為的條例：“有舉首詩文書劄悖逆者，除顯有逆跡，仍照律擬罪外，若只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悖逆形跡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
“悖逆”，在清代屬十惡不赦，罪犯處以淩遲極刑，其親屬也要受到株連的最嚴重的政治性犯罪，其罪款不外詆毀清朝、指斥皇帝兩大類。上述《大清律例》條例強調把有無“確實悖逆形跡”——即當事人是否有推翻清朝統治的行為——作為文字獄最後定案的根據，可謂抓住了遏制文字獄產生的關鍵；這樣來界定“形跡”的一詞，和今天法律意義上“行為”這一概念十分接近。
既然如此，為什麼清代，特別是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當政時文字獄又那麼多呢？問題恐怕就發生在究竟如何解釋“悖逆實跡”。雍正皇帝和中年以後的乾隆皇帝總是指斥以文觸法者有“種種悖逆實跡”，但他們所說的“實跡”是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法律意義上的“行為”呢？還是看上面提到的查嗣庭文字獄：雍正說我之所以殺查嗣庭，是因為他有“種種實跡”。這“種種實跡”究竟是什麼呢？原來是抄查嗣庭家時發現的兩本日記，在那裏面記下了查嗣庭對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種種不滿，對雍正初政的一些微詞。查嗣庭將自己夜深人靜所寫的日記置之高閣，從來沒有明示於他人，可謂隱秘之至，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可能誰也不知道他有這樣兩本日記。他並沒有借日記宣傳他的思想，更談不到有顛覆清廷的相應行為，因此，不能把他定性為反清的宣傳煽動罪——當然，這是今天的認識，雍正並不這麼看。應該說，這樁著名的文字獄很有典型性，它表明以雍正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邏輯很簡捷：凡是譏諷皇帝，詆毀清朝，不管你有沒有危害清朝統治的行為，都要視為“謀叛大逆”的“實跡”，罪名定得十分可怕，刑罰也極其殘酷。清代文字獄特別多，與皇帝對“實跡”做如此強詞奪理的解釋，隨意擴大其外延，實在有很大關係。
皇帝嘴上說不以文字罪人，《大清例律》規定嚴禁對詩文書劄吹毛求疵，無限上綱，而遇到文字獄案卻又硬把有問題的文字或根本沒有問題的文字打成“悖逆”大罪，是不是蓄意製造文字獄的帝王的心理還是有毛病呢？似乎也不好這樣講，因為他們自有他們的一套邏輯。
把“悖逆”視為法律打擊的首要目標，反映出清朝皇帝對整飭思想極端重要性的認識。雍正時浙江總督程元章曾用奏摺向雍正密報說，據淳安縣生員吳雰的揭發，告假回籍的宛平縣縣丞吳茂育刊刻了一本叫《求志篇》的書有問題，他調來該書翻檢後認為，吳茂育“語言感慨，詞氣不平，肆口妄談，毫無忌憚”，特別是書首序文只寫“癸卯九月”，而不書“雍正元年”更幹法紀。程元章力圖證明吳茂育包藏禍心，不承認清朝正統地位。雍正看了，十分滿意，在程元章的摺子上批示：“嘉是覽之！”接著大段論述程元章好在哪里，雍正說，盜賊明火執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蓋也勢所不能；至於那些專以文字蠱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訪察，盡可置之不問，很難敗露。而權衡二者，“匪奸”之為害國家、淆亂人心，“甚于盜賊遠矣！”這一段文字是雍正從他發動的呂留良文字獄總結出來的重要經驗，也是清朝皇帝乃至一切專制帝王大搞文字獄的指導思想。
雍正之子乾隆自然全盤接受，而且認識的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乾隆說：“干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污二者，於法斷無可縱！”如果真的圖謀推翻清朝統治並付諸行動，那麼，律以“悖逆”，也還算罪有應得；但乾隆這裏說的“悖逆”，指的是文人著書寫史流露出的反滿反清思想。就在這篇逾旨中乾隆說一本叫《東明曆》的野史“不但邪言左道、煽惑愚民，且有肆行詆毀本朝之語，此而不謂之‘逆’，則必如何而後謂之‘逆’者？”
顯然，雍正和乾隆的高度重視抓意識形態，與作為出身於少數民族的最高統治者對占人口絕大多數且文化優越的漢族臣民的猜忌與防範有很大關係。須知清朝的統治帶有被漢人目為“夷狄”的少數民族統治的濃厚色彩，從形式上看，滿族是統治民族，漢族是被征服的民族，以幾百萬人口的少數民族統治兩三億人口的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漢族及其它少數民族，談何容易？所以說表面上看他們可能有些神經過敏，但設身處地地想，不能不說他們的思維是正常的，心理是健全的。歷數清朝的文字獄，確有一些大案，如康熙初的《明史》案、康熙晚年的《南山集》案，以及雍正時的呂留良案等被治罪的思想家、史學家等都有強烈的反滿、反清思想，另有諸多文字獄的當事人也的確被抓住了某些把柄，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安徽天長縣生員程樹榴為好友王沅所作《愛竹軒書稿》寫序，故意說什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以發洩對乾隆皇帝查辦禁書的險惡用心的憤懣，結果被人檢舉了，法司律以大逆，淩遲處死，乾隆說該犯“隱喻訕謗”，巧罵當今皇帝，“從寬改為斬決”。這一類文字獄其實治的是思想罪，在今天看來當然是荒謬的，非法的，但在當時，從滿族皇帝的心理來看又不能說全無道理，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合法性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出發，勢不能容漢族文人反滿反清思想的蔓延滋長。這樣看，雍正說以文字蠱惑人心的“匪奸”之為害國家、淆亂人心，甚于明火執仗的盜賊，乾隆把文字“悖逆”與吏治腐敗同樣視為法律嚴厲打擊的最主要的目標，也就不難理解了。
blackdog 2007-6-14 14:40
真正難於理解的是，為什麼清代，特別是乾隆中期竟出現了那麼頻繁而酷烈的文字獄，而且其中多數文字獄根本沒有反清反滿的確鑿證據。
在乾隆統治中國的六十餘年中，文網之密，文禍之多，遠遠超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乾隆朝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獄集中發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這段時期，特別是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查辦明末野史等違礙禁書以後文字獄更是大肆氾濫起來。是不是這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趨於緊張，迫切需要統治者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呢？不可否認，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在乾隆朝始終是客觀存在的，“反清複明”的旗幟也不時為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但較之清入關初期的順治時期和康熙中期以前來說，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而是逐漸和緩了下來，漢族臣民作為一個整體，已認同了清朝對全國的統治。這時西方列強的威脅還沒有作為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被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整個國際形勢對中國很有利。既然如此，乾隆為什麼在清朝統治業已穩定下來的時候還要發動查辦禁書運動，大張旗鼓地向思想領域中潛在的反滿民族思想、民族情緒做一徹底整肅呢？
一種推測是，他把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的嚴重性誇大了，特別是誇大了反映在明末清初某些詩文野史中反清民族意識的作用。應該說，這種推測可能大體符合乾隆的心理。一方面，由於人口壓力、米價上漲、吏治腐敗、陋規氾濫等原因，廣大民眾自乾隆中期以後生計日益艱難，不滿情緒開始蘊蓄，乾隆確實感到一種統治危機感；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乾隆的誇大滿漢之間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嚴重性的思維方式帶有某種有意為之或者說故意的成分，這和他的祖父康熙、父親雍正似乎也是一脈相通的。他們祖孫三人慣於把一些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預先向族人提出，甚至把本來並不存在的危機也故弄玄虛地設為靶子，以提醒滿洲上層的注意和警覺。儘管康雍乾三帝經常念叨“滿漢一家”這句口頭禪，但心裏卻總難免懷著坐在火山頂上的危機感，所以他們有天然的憂患意識，遇到問題寧肯說得嚴重一些，把後果有意誇大一些，久而久之，變成了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和歷史上以老大自居的漢族王朝帝王的心理自有所不同。
當然，乾隆又與康熙的心理有別。他這個人是一個自視甚高、特別自負的帝王，自以為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最重大最棘手的戰略性問題，列祖列宗格於當時形勢未能解決，後世子孫又可能沒有魄力、沒有能力解決；釜底抽薪，一勞永逸，不留後患，乾淨俐落地處置妥帖，則非他莫屬。譬如愛新覺羅皇族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他不出來廓清糾正，他的後世子孫誰也不能，也不敢重翻舊案，乾隆毅然為國初睿親王多爾袞冤案昭雪平反一事最是顯例；再有，關係大清帝國和滿洲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的各種隱患如果他不排除，他的後世子孫誰也不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排除。“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清鼎革之際具有強烈反清意識的遺民們留下的詆毀滿族統治，懷戀前朝的文字作品就是乾隆心中久欲斬盡殺絕的蘺蘺原上之草。在命全國查繳禁書的諭旨中乾隆毫不掩飾地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而天下承平百年，乾隆以為此時正是進行徹底手術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他的如意算盤不外是，將載有漢人反清反滿，乃至反金、反元內容的書籍搜剔淨盡，“盡行銷毀”，那麼漢人就會根本不知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一代一代地渾渾噩噩地永遠安心充當滿洲貴族的奴子而不覺。
不過，要把天下書籍一本一本地搜查審閱個遍，把該禁的書統統劈板燒毀，又有誰能做到呢？兩千年前簡冊帛書尚少時法力無邊的秦皇尚且做不到，更何況印刷術高度發達的乾隆年間呢。但乾隆自信能做到！為了實現這個看來根本無法達到的目標，乾隆開動了強大而效率空前提高的整部國家機器，親自督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數以十萬計的大大小小官吏隊伍，向全國撒下了密不透風的查繳古今群籍的羅網，從人文淵藪的江蘇、浙江到偏遠的邊疆地區，從繁華城市到窮鄉僻壤。乾隆先是打著“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旗號，以誘使人們自動繳出家藏之書；此計不成，則立即改變面孔，通過厲行查辦禁書強迫人們呈繳違礙書籍；上自地方大吏、下至草野細民一時反應不過來，畏首畏尾，遲回觀望，為推動禁書運動的開展，乾隆不惜祭起文字獄的法寶，連續製造王錫侯、徐述夔兩大震驚朝野的冤案，使天下臣民在恐怖的氣氛中為保官或保命而迅即行動起來；為保持令人觳觫戰慄的高壓態勢，乾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隔幾個月就蓄意製造一起當時名為“書禍”的文字獄，直到他判斷禁書業已搜羅殆盡時，政策才有所舒緩。在查辦禁書最嚴厲的十年間，全國告訐蜂起，居心叵測的奸民借片紙隻字傾害仇家，以報睚眥之恨；良善之人安坐家中而橫禍飛來，立致家破人亡。舉人王錫侯編了一本名為《字貫》的字典，因未避“廟諱”和“禦名”（即康雍乾三帝名字）掉了腦袋；早已物故的原任知縣徐述夔的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乾隆硬打成“非常悖逆之詞”，徐述夔照大逆淩遲律，銼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徐食田以藏匿逆書擬斬。王、徐兩大案完全是乾隆為震懾士民儘快交出全部家藏書籍而一手製造的冤案，而以“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長明甯易得”“短髮支長恨”等詩句被指為“大逆之詞”者可謂指不勝屈。更有令人哭笑不得者，連胡亂塗畫、投遞“狂誕”紙片的精神病患者也被列入逆案，淩遲處死。
歷史是一面鏡子。
歷史與現實之間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稍有年紀的中國人恐怕對文字獄並不陌生。
為使以文字罪人的悲劇不在我們和我們後代身上重演，認真總結歷史上文字獄浩劫的教訓，特別是從政治體制上、從法律上進行深入細緻地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而以帝王心理作為一個特殊視角考察歷史上的文字獄，本文似乎只能說開了一個頭，這篇大文章恐怕人們還需繼續做下去。
郭成康（1941—）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url]http://www.iqh.net.cn/zhengzhi_gjzz_show.asp?column_id=2550[/url]
lihowan 2007-6-15 16:56
[quote]原帖由 [i]blackdog[/i] 於 2007-6-14 14:40 發表
說起文字獄，今天的人往往覺得古代帝王心理不正常。譬如明朝初年杭州教授徐一夔寫了一篇頌揚明太祖的賀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這樣幾句話，朱元璋見了大怒說：“‘生’者，僧也，顯然暗指我當 ...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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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kui 2007-6-21 06:12
一个人喜怒哀乐就能使一个国家受难或受惠。而这个人是谁又是仅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来决定的。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