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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官：從忠勇諍議到太無聊的智囊團隊

在古代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下，皇權至高無上，皇帝對全國的人民土地財富的控制、管理權。包括行政、軍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權。但在政府官職中，有監察皇帝的，這叫做諫官。“西漢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118年）置諫議大夫，掌議論，屬光祿勳。無定員。”就其官職而言，便是專叫他追隨皇帝，在皇帝近旁，專來諫諍和諷議皇帝的言行。

　　唐太宗李世民一代明君以善於納諫為後世讚頌，與他一道名垂千古的是太宗任命的諫議大夫魏徵。無論是新舊唐書、《資治通鑒》，還是《貞觀政要》上，都有這君臣二人進諫、納諫的精彩例子。

　　唐太宗鋻於兵源短缺而應宰相封德彝之請求下旨徵用不到參軍年齡的中男入伍。當詔令轉到門下省時，魏徵竟抗旨拒不簽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決，事與汝何干？”

　　魏徵回道：“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林而獵，明年無獸。中男充軍，租賦雜徭下降，更何況兵不貴多而貴精，毋須湊數。”

　　最終，唐太宗被迫下令停止徵兵之事，而魏徵得了一口金甕的賞賜。皇上重金買諫、大臣進諫受賞，大大刺激了群臣，中書省的張蘊古便嘗試著給太宗上了一道奏章，名為“大寶箴”，顧名思義自是箴言一類的，要旨是勸皇上節儉愛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太宗雖知自己沒有“以天下奉一人”的壞毛病，還是很欣賞他的勇於勸諫，“賜以柬帛”。

　　一朝天子一朝臣，諫議大夫遇上明君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話。他們的輿論監督作用在此盡顯無遺。唐代後來還增補了拾遺、補闕之類的官職，與諫議大夫一道，形成了皇上的智囊團。大詩人杜甫就做過拾遺。這些官員，大都是挑選年輕後進，有學問，有氣節，而政治資歷並不深的人充任。階位並不高，亦無大權，但人微言重，政府很重視他們的言論。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如是評價這些諫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音：翠)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磨滅)。嘉佑八年，刻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只不過諫官的設置，其用意在糾繩天子，這一初衷在宋朝被改變了。諫官在宋制中，由皇帝所親擢，不再由宰相所管，諫官變得處處與政府為難。

　　如司馬光所言，諫官本就以“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自居，因為這一職位挑選的都是年輕有學有為有膽有識的人才擔任，所以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要盡責講話，奮不顧身。一旦他們因為什麼言論給免職了，難保聲望反而更高，獲得更多的升遷機會。於是，一些諫官便有意無意的以“反對”為己任，總是保持異議。

　　據《臨江西江孔氏族譜》載：翰林學士范縝舉薦孔文仲至神宗皇帝趙頊面前對策，對朝綱國策侃侃九千余言，表達對王安石變法中“理財”、“訓兵”之策的不同見解，因而罷官。賦閒中，潛心研究學問和著書立說，並積極參加歐陽修的文學改革運動。元祐元年(1086)復用為起居舍人，不久拜左諫議大夫，升禮部員外郎，旋因直奏“青苗”、“免役”諸法的利弊，元祐三年改任中書舍人，同知貢舉。

　　不能就此揣測孔之升遷與“異議”有何關聯，倒是可見勇於言論不同政見的確是當時風氣。

　　此外，宋設置諫院，諫院下設鼓院，以左、右諫議大夫為之長；王安石變法之際，當時的右諫議大夫司馬光寫一封長達3000余言的信給王安石，抨擊新政，也就是著名的《與王介甫書》。政府存在不同聲音，乃至成了新舊党爭，站在歷史的高度審視這種“異議”所造成的後果，不能不說這些是政制值得反思的地方。

　　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就曾如此評價此時的諫官：

　　政府設立了一個只發空論不負實責的反對機關，他們盡愛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而且漫無統紀，只要是諫官，人人可以單獨發表意見。政府卻不能老不理他們的意見。這一風氣，也算是清議。清議總是政府的對頭。清議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總是有擎肘。諫官臺官漸漸變成不分。臺官監察的對像是政府，諫官諍議的對象還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變成沒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對付皇帝，又要對付臺諫，又如何得施展？……到後來，諫官鋒芒太兇了，鬧得太意氣，太無聊了，社會乃及政府中人，都討厭他們，不加重視，不予理會，於是諫官失勢，然而權相奸臣又從此出頭了。

　　這仿佛成為了一把雙刃劍。後來，明朝廢除宰相廢除諫議大夫，封建政治結構中相對獨立於皇權和對皇權有某種制約作用的政治力量都被剷除或被置於皇權的絕對控制之下，政治體制內亦不具有任何可以有效防止君主濫用權力的制約機制，皇權干預、支配、控制著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壟斷性的政治力量，中國的專制主義也逐漸達到了登峰造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