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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廉正第一人郅都 威名嚇退匈奴兵

當今“廉政”一詞頻繁見諸報章，追本溯源，其本來的涵義與“廉正”相同——“廉”為官德，“政”者“正”也。

　　《晏子春秋》記載說：“（齊）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汙涂，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晏子以水的品性比喻為政之德，認為只有像水那樣保持至清之德，才能滌除塵垢，使政治永遠保持清明公正。

　　專講古代政制的儒家經典《周禮》則主張從六個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稱為“六計”。就是說，一個官員必須具備善良、能幹、敬業、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這實際上已經是較為成熟的廉政制度設計了。

　　而《論語·顏淵》則記載了儒家創始人孔子關於“政”的一個非常恰當的詮釋。他在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即政治的根本要義就是公正無私、光明磊落。如果執政者帶頭做到公正無私，下面的官員就不敢以權謀私了。由此可見，古人所謂“廉政”的本來涵義，指的是清廉公正的政治。

　　由於民眾對暴政的反抗及對善政、仁政的追求與擁護，也由於歷代進步思想家對天下為公、以民為本、仁政德治、勤政愛民、廉潔奉公、誠信守法等等樸素民主思想與道德人文思想的堅持與弘揚，因而在中國政治傳統中形成了一個優秀的廉政傳統，並且涌現了許多真儒、清官和廉吏，西漢的郅都就是其中一位。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郅都為有史以來“酷吏”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漢時的“酷吏”是不能和後來的來俊臣之流等同視之。漢時的“酷吏”之“酷”在於他們對權勢從不手軟，執法如山。郅都為官忠於職守，公正清廉，對內不畏強暴，敢於捶撲豪強權貴；對外積極抵禦外侮，使匈奴聞名喪膽。郅都被時人稱為酷吏“蒼鷹”，而後人譽他為“戰克之將，國之爪牙”。

　　張慶捷《三晉歷史人物》中對郅都事跡有精彩描述。漢文帝時，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為文帝侍從。漢景帝繼位，郅都被晉為中郎將。他性格耿直，“敢直諫”，也能拋開情面，“面折大臣于朝”。很快便得到漢景帝的重視。

　　漢初，豪強地主勢力迅速膨脹，橫行鄉里，目無國法。濟南郡的閒氏家強，仗著宗族戶多人眾，稱霸地方，屢與官府作難。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於是漢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太守。郅都採取以暴制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殺閒氏首惡，推行嚴法，開西漢以嚴厲手段打擊豪強之先河。濟南郡首惡被誅，“余皆股票”，不敢再與官府對抗。他在任一年多，號稱難治的濟南，形勢非常安定，“郡中不拾遺”。郅都雷厲風行地摧折濟南豪強，影響極大。

漢景帝七年（前 150年），郅都遷升為中尉，掌管京師治安，親領北軍。他執法不阿，從不趨炎附勢，或視權臣臉色行事。皇親國戚、功臣列侯犯法，郅都不論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懲之。列侯宗室對部都是又恨又慎，見他皆側目而視，背後稱他為“蒼鷹”，喻指他執法異常兇猛。

　　漢景帝原太子劉榮，因其母栗姬失寵被廢為臨江王。漢景帝中元二年（前 148年），他又因侵佔宗廟地修建宮室犯罪，被傳到中尉府受審。郅都責訊甚嚴，劉榮恐懼，請求給他刀筆，欲寫信直接向景帝謝罪，郅都不許。竇太后堂侄魏其侯竇嬰派人悄悄送給一劉榮刀筆，劉榮向景帝寫信謝罪後，在中尉府自殺。竇太后聞訊大怒，深恨郅都不肯寬容，責景帝將他免官還家。

　　當時匈奴鐵騎比年南侵，漢朝無得力邊疆大吏，沿邊數郡久不安寧。因此郅都還家不久，漢景帝又派專使到郅都家鄉，拜到都為雁門郡太守，命他抗擊匈奴，並特許他“得以便宜從事”。匈奴人親聞郅都節操威名，得知他就任雁門太守，驚恐方分。郅都才抵達雁門郡，匈奴騎兵便全軍後撤，遠離雁門。至郅都死，尚不敢靠近雁門郡。匈奴首領曾用木頭刻成郅都之形，立為箭靶，令匈奴騎兵飛馬試射，眾騎兵因極其畏懼郅都，竟無一人能夠射中。

　　匈奴對郅都恨之入骨，乃遣人深入內地，四處散佈不利於郅都的謠言，竇太后聽到後，不加追究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漢景帝心知郅都冤枉，說；“郅都忠臣”。準備釋放。竇太后不忘舊恨，堅決不許，在她的蠻橫干涉下，郅都終於被殺。郅都死後不久，匈奴騎兵復侵入雁門。

　　郅都的事跡看來頗有傳奇色彩，不足全信，不過也足見當時之人對他的敬畏。其實，以今人的眼光看，漢時的酷吏行政、酷吏司法，殺人太多太濫，但他們不畏強權，對敢於違法亂紀的人，特別是豪門貴族、強勢人物該出手時就出手，而且是出狠手，且自己又操守廉潔，不貪不佔，嚴於律己，“酷”之對貪官污吏，倒讓民眾拍手稱讚。他們這與後世武則天朝那些酷吏相比完全不同。

　　對酷吏有一定研究的黃波先生認為，後來的“酷吏”也苛酷無情，“酷”得可以，但他們已把“酷”的對象轉移了，專酷平民百姓和弱勢群體，至於對上，且不說笑傲王侯搏擊豪強他們不敢，就是對自己的同僚，只要在一個利益集團內，他們辦起事來也會方方面面都妥為照顧，徇私枉法也在所不惜，這方面他們已沒了“酷”的影子。對平民百姓，他們則用最冷酷最不講人情的苛刻條款壓得他們沒法說理，有冤無處伸，抬不起頭，還美其名曰“秉公辦事”。對上面的“場面上的人”，他們是無限寬縱，法律底線屢屢突破，最終變成一紙空文。這種“酷吏”，就是魯迅說的“對強者是羊對弱者是狼”了。

　　中國歷朝歷代都有敢言直諫、為民請命者，廉潔奉公、不畏強權、執法如山的清官廉吏，如東漢的董宣，唐代的魏徵，宋代的范仲淹、包拯，明代的海瑞、劉宗周，清代的張伯行等等，這些人都值得民眾永遠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