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大貴賓 2007-7-19 17:06
尋求軍事庇護 緬甸古國萬里獻樂討好唐朝
唐德宗貞元年間，位於今緬甸地區的驃國，組織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樂團，不遠萬里赴唐都長安獻樂。
據《新唐書·南蠻下》，唐德宗貞元年間，驃國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關於驃國獻樂的具體時間，《唐會要》卷100驃國條記：“貞元十八年（802年）春正月，南詔使來朝，驃國王始遣其弟悉利移來朝。”驃國使者入境當在貞元十七年（801年）下半年。
驃國樂團大約于貞元十八年正月初（802年2月）到達唐都長安。樂團在唐宮廷進行了表演，受到了唐德宗和文武官員的歡迎。之後，德宗“授舒難陀太仆卿，遣還”。唐中央政府與驃國建立了直接的友好聯繫。
這次獻樂明顯是為了討好唐王朝。從西元785年，具有政治遠見的唐朝西川節度使韋皋開展了一項勸南詔歸唐的計劃。至西元794年，南詔與吐蕃徹底斷絕關係。同年7月，德宗冊封異牟尋為雲南王，兩者恢復友好關係。南詔異牟尋為了表示對唐王朝的忠心，于799年末派遣使團赴唐，隨行有一音樂舞蹈團。南詔使團先至成都，音樂舞蹈團在成都做了表演。”韋皋觀後，不覺新奇，便親自幫助排演一齣南詔奉聖樂，帶去長安演出。異牟尋發現韋皋懂音樂，故令驃國國王派人前去向韋皋表演他從未欣賞過的驃國音樂和舞蹈”。
南詔讓驃國獻樂的原因，是由於南詔本國的音樂不夠“新奇”，而驃國音樂卻有新奇的功效。南詔可以借驃國音樂，表示對唐朝的忠心。
同為夷中樂曲的南詔音樂為什麼會不夠新奇？通鑒記有：“滋（袁滋，唐朝使者）至其國（南詔），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唯二人在耳”。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南詔的宮廷音樂舞蹈雖不同於唐朝，但由於與唐朝存在音樂上的交流，會或多或少留有唐朝音韻。故南詔樂舞不夠新奇。後來驃國樂團在成都表演，韋皋觀後“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我們可以從驃國樂舞的“異常”中反推知南詔樂舞的“不夠新奇”。
為了以進獻更新奇的樂舞來表忠心，南詔異牟尋“令驃國進樂人”。而作為奉命獻樂的驃國，長期受制于南詔，自然不會心悅誠服。但憑驃國自身的實力還不能與南詔抗衡，因此要擺脫南詔的控制，必須借助於第三國的力量。
在當時，比南詔更強大的政權只有唐王朝，只有唐王朝才能充當南詔與驃國間的仲裁者。而在地理上，驃與唐之間隔著南詔，使得驃國缺乏與唐朝直接交流的機會。此次南詔要驃國向唐獻樂，即提供了驃國與唐直接交流的機會。可以說，驃國向唐朝獻樂不僅僅是聽命于南詔而做出的舉動，從中也含有借助唐朝勢力去影響南詔，以使自己擺脫南詔控制的政治意圖。所謂：“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所以，驃國獻樂隊伍是極高級別：以王子為首領，兩位大臣陪同。
驃國通過獻樂，獲得繞過南詔直接與唐朝交流的機會，再在獻樂的名義下，活動唐朝去向南詔施加壓力，從而使自己擺脫南詔的控制。在當時，驃國的政治意圖基本得到了實現。南詔在唐政府團結力量一致對抗吐蕃的要求下，撤離了入駐驃國的軍隊。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南詔對驃國的軍事威脅，改善了驃國的政治處境。驃國外交策略無疑取得了成功。在此後一段時間內，驃國改善了政治處境，與南詔維持了相對友好的關係。
驃國獻樂通過文化藝術交流的形式，在政治上取得滿意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