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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各國如何撰寫傳遞本國歷史

一個國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又如何撰寫和傳遞這部歷史？在全球範圍內，關於如何教授下一代歷史的問題，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許多國家將歷史教學作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強制性課程，但是另一些國家則將其作為鍛鍊孩子自我思考能力的工具。

多國的經驗顯示，無論教育者和政客們多麼一廂情願，歷史教育的基調與整個社會的偏離都是有限的，歷史課不可能完全逆轉整個社會的歷史觀。可以說，幾乎每一個現代國家的教科書，都把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精神培養放在最重要地位。

[align=center][b]愛爾蘭：歷史課從簡略到具體[/b][/align]

　　半個世紀前，愛爾蘭的歷史教科書對本國歷史敘述相對較簡單。教科書會講述愛爾蘭被英國統治和壓迫七百多年的歷史，然後提到1916年愛爾蘭爆發民族獨立運動；之後1921年，26個邦成為自由邦，享有自治權，從此一步步走向獨立與繁榮。至於1922年—1923年的內戰，歷史課則略過不提。如今，愛爾蘭的歷史課不再那麼簡單。教科書中毫不諱言一些歷史事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中，有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無論信仰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曾響應英國號召而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首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關愛爾蘭歷史的籠統敘述在北愛爾蘭引起衝突，一些愛爾蘭人開始對此感到憂慮。其次，隨著天主教會在愛爾蘭的衰落，天主教融合宗教與愛國情緒的宣傳攻勢式微。更廣泛的影響是，一個富有、自信、更加國際化的國家已經崛起，越來越多愛爾蘭人認為不應當把簡單粗糙的理念灌輸給年青一代，尤其那些有可能激發暴力衝突的觀念。

　　在世界各國都對如何教授本國歷史爭論不休時，許多國家都用欣賞的眼光看著愛爾蘭。它不動聲色、毫無障礙地就完成了從民族主義者的狹隘歷史視角，到具有包容性的開闊歷史視角的過渡。而其他國家的轉變沒有如此從容。

[align=center][b]澳大利亞：白人“入侵”難被抹去[/b][/align]

　　許多國家將歷史教學作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強制性課程，但另一些國家將其作為鍛鍊孩子自我思考能力的工具。

　　以澳大利亞為例來說，澳大利亞保守派代表、總理霍華德將歷史課程設置作為自己最熱忱的政治事業之一。2006年8月，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歷史峰會”，鼓勵教育者“重新構建關於澳大利亞歷史的結構化敘事”。此舉遭到自由派的激烈批評。他們認為霍華德是希望復興關於十八世紀白人定居澳大利亞那段歷史的溫情記憶。這段記憶的溫情色彩從上世紀八十次年代開始淡漠，當時一種自由的修正主義觀點主宰了教學大綱，用“入侵”代替了定居，而且首次將澳大利亞原住民和女性的故事寫進歷史課本。
不可否認的是，霍華德執政11年後，“多元文化”和“原住民和解”這兩個曾盛極一時的字眼，如今已退出澳大利亞的政治詞典。不過，這不代表歷史課堂上也產生相應的變化。澳大利亞的教學大綱由各州控制，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控制。

　　不過，在人口最多的新南威爾士州，霍華德試圖用愛國主義觀“掩蓋”白人入侵史，該做法遭到堅決的抵制。朱迪·金是雪梨河邊女子高中的校長，這個高中融合了四十多個種族團體。“將一種歷史演示給她們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也無法做到，”金女士說，“我們將所有有關白人定居的詞都列出來：殖民主義、侵略、大屠殺。所有的觀點都是有效的嗎？答案是：是的。”

[align=center][b]俄羅斯：新國家節日寫入教材[/b][/align]

　　在重新推行某種國家意識形態方面，澳大利亞使用的手段相對柔和，而這種努力看起來註定要失敗。與之相反，俄羅斯習慣了嚴格推行意識形態和建國歷史，政府強行推行某種新意識形態，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感覺很自然，這其中包括許多俄羅斯上流社會中的一些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2004年年底提出設立一個新的國家公共假日——11月4日為“人民團結日”，用來代替前蘇聯11月7日“十月革命日”。他用一個明顯的信號表達希望國民如何記住歷史，該節日從2005年開始實行。將11月4日定為國家節日，是因為該歷史事件被認為代表一種民族精神：在遭受內外威脅下，俄羅斯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捍衛祖國。

      俄羅斯在十七世紀初被波蘭和立陶宛軍隊佔領。該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混亂時代”。1612年的11月4日，俄國人將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和立陶宛人趕出莫斯科。俄羅斯歷史學家認為，普京將這個日子定為國家公共假日，是在宣傳一種代表“孤立和自絕”于西方基督教的立場。

由於新潮流和觀念需要時間從精英階層下達至課堂中去，俄羅斯的學校還是自由派的天地。受葉利欽執政時期放任自由基調的影響，俄羅斯教師可在歷史教學上有很大的自主權。然而，現在他們不得不面對變化。

[align=center][b]南非：賦予紀念日新意義[/b][/align]

　　在南非，白人統治完結後，南非官方似乎在構建新的歷史話語方面有所建樹，避免了用一種新的刻板的意識形態代替另一個弊病。“新的教學大綱主要傳遞了包容和和解的資訊。”參與設計後種族隔離時代歷史課程的琳達·基什爾姆說。

　　國家象徵、紀念日等都被有技巧地重新賦予意義。比如，12月16日，過去是紀念1838年祖魯人抗擊白人定居者的戰鬥，而現在被認為是一個種族和解日。1838年12月16日，來自荷蘭的布爾人與南非祖魯人發生戰鬥，三千多名祖魯族勇士戰死疆場。

　　此後，這場戰鬥就被黑白兩大種族以各自不同的意義紀念：黑人以祖魯首領的名字，將它命名為“丁幹日”；白人則將其命名為“起誓日”——因為戰前他們曾向上帝發誓，如能戰勝黑人，將在此立碑永志紀念。種族隔離制度時期，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把該日看作“最神聖的日子”，規定為全國公共假日。1994年新南非誕生後保留了這一節日，將其更名為“種族和解日”，旨在促進種族和解與團結。

[align=center][b]土耳其：教科書處境尷尬[/b][/align]

　　在現代土耳其，課室一直被看作是年輕心靈交戰的戰場。每天，孩子們都以這樣的開場白開始一天的學習：“我是土耳其人，我很誠實，我很勤奮。”然而，令許多小孩子苦惱和困惑的是，土耳其語並不是學生從小就使用的語言。而中學課堂則經常有軍隊的長官光顧，軍官們竭力向學生灌輸“國家安全意識”。

　　在這樣的環境下，歷史就很難避免被看作“是由政府操控的敏感的事”，土耳其出生的歷史學家塔納·阿克凱姆說。他對1915年發生在奧斯曼帝國和亞美尼亞人的衝突直言不諱，激怒了土耳其民族主義分子，導致自己即便身居美國也處境尷尬。據史料記載，1915年至1923年期間，奧斯曼帝國對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多萬人死亡。

但在歷史上，該事件是否屬於大屠殺，政界和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土耳其歷屆政府也均對這一事件予以否認。

　　不過，最近在歐盟的施壓下，土耳其的歷史教科書有所改變，最新的教科書中仍稱英國人“狡猾、詭計多端”，但對希臘人的評價有所改善。土耳其教育家奈伊爾·伯克提認為新教材比以前“好很多”，不過新教材仍然沒有體現土耳其境內存在多種文化這一事實。

[align=center][b]希臘：學者主張跨國對話[/b][/align]

　　在與土耳其相鄰的希臘，最近圍繞12歲孩子的新教科書爆發了一場令人不快的爭論。新教科書對某些歷史事件的描述，對於一些存在多年的歷史描述是一種挑戰，而現代希臘人對後者已熟悉。比如，對奧斯曼帝國時期“秘密學校”的描述。奧特曼帝國曾統治希臘近四百年，禁止希臘人說希臘語，希臘人表面上遵循伊斯蘭教的教規但組織“秘密學校”自己傳授希臘語言。

　　以雅典大主教克裏索斯托莫斯為首的希臘東正教會領袖，竭力宣揚十九世紀初先輩們的那種民族主義精神。與之對抗的是一群研究巴爾幹半島歷史的新學派，這一學派的出現是學者進行跨國界對話的結果。希臘教育心理學家泰裏亞·德拉哥納說，兩種力量的較量取得了一個較平和的結果——一段更彰顯觀點公平的歷史，儘管教科書在保持公平的同時往往流於乏味。

　　有些希臘人主張，十幾歲的孩子們自己去尋找歷史事實。在網路上關於希臘新教科書的大討論中，有網民認為這樣的主張非常可笑，他抨擊道：“在大學裏，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發現真相。但在初級學校，歷史教學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那就是形成歷史感和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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