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大貴賓 2007-7-26 10:04
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
在歷史研究特別是當代史研究受到種種限制，史學教育意識形態色彩過濃的時候，人們對於古代史興趣盎然也就不難理解了。
從《萬曆十五年》、《天朝的崩潰》、《潛規則》、《帝國政界往事》再到《品三國》，歷史熱一直在緩緩升溫。
有一位學者曾經說過，“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由是觀之，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歷史熱不過是一種常態。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給中國、給世界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寫作者們以無數的言說主題，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說，也無法與中國歷史的豐富性相比。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們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將潛藏在典籍和考古資料中的史事激活，使之獲得新的生命。
由於大眾傳媒特別是電視的崛起，對當下的歷史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鮮明的例子是，在《百家講壇》講歷史的閻崇年、易中天、孟憲實等，就推動了人們了解歷史的興趣。但同時，一些歷史戲格調、品位低俗，以宣揚奴性為榮，竭力展示權力崇拜和暴力征服，與當今公認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這不但不能使觀眾從歷史中獲得真正的養分，反而會對大眾心理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此，我們必須警惕。
[b][color=Navy]黃仁宇颳起“大歷史”旋風[/color][/b]
1976年的夏天，58歲的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萬曆十五年》。這一年，是美國建國二百週年。而在黃仁宇的祖國——中國，“文革”終於結束了。
三十年前，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黃仁宇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是，《萬曆十五年》改變了這一切。《萬曆十五年》中文本是黃仁宇先生據英文本親自譯寫的，1979年5月交中華書局。編輯部對文字作了加工潤色，再經黃先生審定後，最終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
富有創見的“大歷史觀”，以及紮實的考證和研究，在雅致而有韻味的文字表達之下，《萬曆十五年》呈現出的歷史面貌豐滿而立體。因此，它一問世就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它使得黃先生畢生倡導的“大歷史觀”為整個學術界所熟知，繼而向大眾層面擴展。在讀者中間，如果有誰不知道黃仁宇，沒有讀過《萬曆十五年》，那麼他就沒有資格談論歷史。黃仁宇在本書中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既有宏闊的視野，又有豐富的細節。中國的歷史學家們第一次發現，歷史還可以這樣書寫。時至今日，它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歷史學人；而讀者則驚喜地看到，這本書比小說更好讀。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閱讀中得到了思想的啟迪，而這樣的史學讀物，以前還沒有遇到過。不僅如此，經過沈玉成先生潤色的文字也深受讀者推崇。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市面上的《萬曆十五年》一直流傳著中華書局版和北京三聯書店版兩個版本。雖然中華書局拔得頭籌，但是，三聯的版本銷量更大。黃仁宇的其他著作，如《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關係千萬重》、《中國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等也全部都在三聯書店出版。這或許是一個有趣的隱喻：此前的中華書局向來以學術品位而著稱，因此能夠發現《萬曆十五年》的獨特價值；而姿態更具親和性的北京三聯于大眾更近，因而獲得了更多讀者的青睞。它預示著，歷史就其本身而言，僅學術界和知識界的研究、撰寫、閱讀是不夠的，只有當它進入大眾層面之後，才能煥發出勃勃生機。
儘管茅海建先生的同行對於《天朝的崩潰》多有異議，但是沒有人會否認，這本書是至今為止研究鴉片戰爭的典範之作。作為十年磨一劍的力作，《天朝的崩潰》繼承了我國傳統史學紀傳體的優長，並提出了許多新見解。人們在書中可以看到，人們習以為常、最易接受的歷史分析法—— 忠奸理論和“奸臣模式”是多麼幼稚和可笑。而吳思參透了中國歷史的玄機，他的《潛規則》、《血酬定律》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集體行動的利害分析，眼光獨到的視角，獨立的思考，一針見血地刺透了中國歷史上刻意的遮遮掩掩，無數讀者稱讀罷如飲醍醐。這兩本書出版後一版再版，“潛規則”因此成為一個通行詞彙，被人們頻繁利用。正因為如此，吳思也成為“另類”的歷史學者。
[b][color=Navy]“講壇”和電視劇的兩重天[/color][/b]
儘管大眾傳媒日益發達，我們可以通過學者在電視上的講述學到一些歷史知識。然而，要想真正進入和了解歷史，讀書仍是最佳途徑。況且，中華文明是惟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在電視誕生之前，記載歷史的主要是歷史典籍以及地下出土文物。 從另一方面來說，電視雖然以聲音圖像為觀眾提供了便捷，然而這種方式對於接受者來說仍然是被動的。
在閻崇年之前，《百家講壇》在電視觀眾中籍籍無名。而在登陸“百家講壇”之前，儘管在專業領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閻崇年在普通觀眾中一樣籍籍無名。正是因為有了閻崇年的講述，《百家講壇》才在電視欄目中異軍突起，獲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和收視率；也正是因為登陸了《百家講壇》，閻崇年在公眾層面影響巨大。毫無疑問，歷史成了最大的贏家，借著言說，學者把自己的知識傳播給了大眾，而大眾也驚喜地發現，真實的史事比電視劇和說書人的講述更為有趣和豐富，而且能學到很多知識。此後，易中天、孟憲實、孫立群等人相繼登場，電視成為了人們穿越時空阻隔，通往老祖宗生活的便捷方式。
如果說《百家講壇》的歷史講述對於史學普及來說有一定的正面意義，那麼，氾濫的垃圾歷史劇顯然危害巨大。一些編導本身知識有限，加上受囿于已經成型的歷史觀和僵化的思想，熱衷於表現皇帝威儀，群臣山呼萬歲的畫面頻頻出現，大臣、百姓在向上級請罪時叩頭如蒜，這些鼓吹和表現皇權專制流毒，為所謂“天下”鼓吹奴性，為暴力辯解的影視作品，不僅不能使觀眾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和教益，反而混淆視聽，以腐朽和醜陋的意識顯示著創作者的顢頇和愚陋，最終只能淪為笑柄。
[b][color=Navy]當代史：不該被歷史熱遺忘的歷史[/color][/b]
對於時下的歷史熱，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東風在《被歷史熱遺忘的歷史》一文發出了質疑：“這些正熱著的所謂‘歷史’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離我們中國人的當代生活比較遙遠的古代史，最近的也是所謂‘清史’。它們的主人翁或者是帝王將相或者是才子佳人。我很納悶的是：為什麼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我們中國人的當下命運更加切近的當代史熱不起來，特別是當代中國的災難史？”
“難道當代史無關緊要麼？難道我們很了解當代史麼？不是！一個稍有些常識的人都知道不是。我們的當代史，特別是災難史，是最值得中國人了解的歷史，因為造成這些災難的真正根源還遠遠沒有揭示出來，它也是中國的年輕人特別不了解的歷史。”陶東風認為， “對於災難史的態度最能夠考驗一個民族的自信心和責任心。一個回避自己造成的災難的民族，是一個沒有自信心、不敢面對錯誤也不想改正錯誤的民族，是一個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民族，因為中外歷史告訴我們：不能記住災難的民族，更大的災難就在前面等著！”
事實上，陶東風是在重申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前言中所強調的“忘往事者失雙目”，以及列寧所強調的“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從情感上來說，陶東風的義憤是可以理解的。 從理性上來說，對於當代中國的災難史並非歷史學家健忘，在很大程度上，它與歷史本身沒有多大關係。學者吳思在《小康》記者問及，為什麼他以及他的同學李亞平、吳方同時從涉及現實的新聞轉向到歷史研究領域時言簡意賅地說，“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最初的理想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改變現實。但是，在現實中身體力行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之後，轉向歷史研究就是很自然的選擇了。”
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讀者，很少有人認為當下的“歷史熱”是“虛熱”。個中原因在於，在歷史研究特別是當代史研究受到種種限制，史學教育意識形態色彩過濃的時候，人們對於古代史興趣盎然也就不難理解了。當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講述當代災難史，痛析裏面的經驗教訓和利弊得失的時候，中國的史學研究必將更上一層樓，由於存在這樣的可能性，“歷史熱”只是方興未艾——它將保持著一定的溫度，繼續“熱”下去。(來源：小康雜誌 作者：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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