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核導彈再挑美國軍事神經
正當全球焦點集中在朝鮮的導彈試射時，部分美國軍事策略家不忘將朝鮮的亞洲鄰國－－中國－－的導彈發展也拉回討論圈。據美國《國防新聞》週刊7月10日的報導，中國將於2007年正式部署射程長達約7千英里的“東風－31A”型（DF-31A）洲際彈道導彈。中國的導彈部隊一向吸引不少美國軍事專家矚目，這型射程範圍涵蓋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可攜帶核彈頭的遠端彈道導彈的部署，更讓他們憂心中國戰略核部隊的勢力正迅速增長，可能損害亞洲的戰略平衡，破壞國際社會核不擴散的努力，進一步威脅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針對美國部分軍事專家的憂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中國問題專家傅泰林（Taylor Fravel）也從中看到了正面的發展。“從中國發展導彈的歷史來看，這的確是個重要的進步，但從中美雙方的核關係來看，它並沒有改變雙方的核武平衡，美國的核導彈畢竟還是比中國多出許多。”傅泰林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表示道，“從威懾（deterrence）的角度出發，中國的核還擊能力增強。樂觀地說，中美之間發生核戰的幾率也隨之減小了，雙方反而能達成一個更為穩定的核關係。”
中國核“二次打擊”能力增強
“中國人民解放軍導彈部隊最重要的一項現代化努力，無異是‘東風－31A’型的發展。”華盛頓國際評估策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中國安全問題專家里查·斐舍爾（Richard Fisher III）表示道，“此導彈是一種固態燃料運載火箭（Space Launch Vehicle，即SLV），並可裝載多達三個彈頭。”
斐舍爾認為，DF-31型彈道導彈不僅具有公路和鐵路機動性，而且不易受到敵方偵察，能很容易地裝卸和發射。斐舍爾是在一場由美國右翼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2006年7月11日舉辦的有關中國導彈實力的研討會上做出以上表示的。他強調說，中國解放軍於近年來積極發展小型核彈頭、導彈誘餌（decoy），並增加導彈的機動力，在遠端導彈的發展上更是不遺餘力，其中非核導彈的發展更較核導彈進展為快。
此外，“中國解放軍也積極發展海基核導彈的遏制能力，對二次打擊（second-strike）的能力也投入許多，以確保其核戰略部隊的生存力，”斐舍爾評論道。
所謂“二次打擊”能力指的是核戰力在遭受敵方的特定攻擊後，還能存活下來並予以回擊的能力。要提高此能力就必須提升自身核戰力的機動性和隱蔽性。斐舍爾認為，中國的潛射彈道導彈巨浪二型（JL-II）已經經過多次測試，中國軍方已經意識到其北海艦隊的基地處於淺水區，容易遭到敵方的圍堵，因此近來於海南島的南海深水海域投資興建另一個海軍基地，以降低基地易受攻擊的危險。
“中國核戰略導彈的機動性越來越高，其二次打擊能力也在提升，美國首先打擊中國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傅泰林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同樣出席了以上座談會的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國軍事專家麥艾文（Evan Medeiros）表示，中國的核戰略導彈的確正在經歷一個關鍵的轉型期，從以往的洞基（cave-based）、不易運輸的液態燃料推進導彈，進步到現在的高機動性、固態燃料推進導彈。麥艾文說，中國的核導彈部隊從1980年代中期發展至今，已經有20餘年的時間，而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軍方致力於其導彈部隊的現代化，這是所有國家必經的過程，中國也不例外，所以他不認為中國部署DF-31型彈道導彈對任何人－－包括美國－－來說，是讓人驚訝的發展。
“如果真要說讓人驚訝的事，或許是中國怎麼花了這麼長時間才走到這一步，”麥艾文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的採訪時說。
麥艾文強調說，中國的導彈現代化目的在於使其導彈系統更容易生存、更容易強化，降低其受打擊的幾率。更廣泛地說，它將使得中國遭受攻擊的可能性降低，而不是用來在軍事衝突全面爆發時使用。
“中美之間爆發核衝突的幾率是相當低的。即便台海發生衝突，雙方都不希望形勢升高到必須動用核武的地步。中國發展核導彈的首要的目還是在於威懾（deterrence），”麥艾文強調。
台海、中美戰略平衡不受影響
長期觀察中國導彈部隊發展的傅泰林也表示，中國發展核導彈的目的並不在於在與美開戰的情況下使用，畢竟，“美國的核導彈數量多得多，中國若是以核武攻擊美國，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這一做法並不合理。”
傅泰林也不忘強調，台海的軍事平衡與中國發展核導彈也沒有直接的聯繫。
“中國核導彈部隊的現代化，並不是沖著臺灣問題而來。中國開始發展核導彈是在1980年初，按理說，當時中國同美國的關係正在好轉，中國發展核導彈是針對中美為臺灣起衝突的說法則說不通。”傅泰林說道，“中國發展核導彈有其內部的邏輯推動，這並不表示台海形勢區域穩定時，中國就不再具備發展核戰略的理論基礎（rationale）。”
美國五角大樓在5月底出臺的《2006中國軍力報告》中不但對中國的彈道導彈實力有深刻的描述，也提及中國內部有關“不首先使用核武”立場的討論。《報告》指出，中國國內的智庫、學者同軍方人士對此立場正進行激烈的辯論，包括中國在遭受他方常規武器的精確打擊下，是否應該以核武回擊的問題。上海復旦大學沈丁立教授在華盛頓世界安全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安全》（China Security）上發表的《21世紀核威懾》被這一報告引用，在文中，沈丁立教授稱“如果我國（常規力量）軍隊嚴重受挫，如果臺灣乘機宣佈法律台獨，中國允許其核武器在受它方常規武器的精確打擊而不把前者真正用於威懾，是不可想像的。”
針對此，麥艾文認為中方內部有此類的討論是“很自然的事”，但他認為中國政府不會公開調整這一策略，因為其引發的負面觀感恐怕大於其效益。而且，“就算中國放棄該政策，或是對這一政策設定限制性條件（conditionalize），對美國來說，中美的戰略平衡並沒有隨之改變”。他強調中國軍方的討論焦點還是在於“核報復”（retaliatory）原則，並建議美國軍事專家繼續關注中國軍方是如何定義“他方常規武器的精確打擊。”
傅泰林也提供了相似的分析：“‘不首先使用核武’是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採取的政策，美國並不是其一。中國部署DF-31或許讓天平稍微倒向中國一些，但整體而言，這對中美雙方的核戰力差距並沒有太大影響。”傅泰林表示道，“更不用說，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以武力打擊他國的核武部隊一向都是風險很大的做法。從日前朝鮮試射導彈引發的‘先發制人’爭議就可看出端倪，”傅泰林言下之意是，即便對美國來說，首先打擊中國的核戰略部隊也是招險棋。
朝鮮於6月中旬傳出可能試射其大浦洞遠端彈道導彈的消息後，美國部分安全問題專家和前官員倡議以“先發制人”的打擊方式摧毀朝鮮的導彈發射基地（詳見《華盛頓觀察》2006年第24期“朝鮮導彈測試引爆華盛頓‘先發制人’之爭”）。
東亞戰略平衡
印度於7月9日測試了自製的烈火三型（Agni-III）遠端彈道導彈，其射程超過3,400英里，可以涵蓋中國北京和上海。此型導彈可以襲帶核彈頭，也具有公路和鐵路機動性。印度這次的測試也同朝鮮的導彈試射一樣，以失敗告終，導彈在升空後，由於關鍵的第二級火箭未能成功同第一級火箭分離而遂墜入孟加拉灣。但是在朝鮮測試導彈後四天的這場印度遠端導彈的測試，卻沒有在美國媒體引起任何衝擊波。
“印度發展導彈是沖著中國而來，中國也擁有能夠襲擊印度的導彈，雙方互相較量只會造成另一波武器競賽，若是戰爭真的爆發，大家都是輸家，”美國防擴散政策教育中心（Nonproliferation Policy Education Center）執行主任亨利·索科爾斯基（Henry Sokolski）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道。他也建議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三方應該可以達成某種停止發展核武的協議，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麥艾文則認為，印度同美國的關係畢竟不同，華盛頓對平壤和新德里試射導彈的作為，自然會有不同的回應。據美國媒體報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彼得·佩斯（Peter Pace）於6月份訪問印度時曾向印度官員擔保，印度試射烈火三型彈道導彈並不會引起布希政府的擔心。
“從另一方面講，華盛頓說不定還希望印度發展射程足以涵蓋中國的彈道導彈，以平衡中國在亞洲的軍力增長，”傅泰林評論道。
“中國發展這些遠端導彈暗示他們有可能製造更多的核彈頭。”索科爾斯基說，“中國不但應該停止製造核原料，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政府應該公開承諾不會再提煉更多核原料。”
索科爾斯基認為，中國現有的核原料就足以讓中國製造許多核彈，所以現在最要緊的是中國像其餘4個主要核國家－－美國、俄羅斯、英國和法國一樣，公開宣稱停止核原料的製造。他說中國在完成這一步後，更應該拉巴基斯坦坐下來談一談，勸它做出同樣的聲明，甚至進一步要求印度也跟進。
“中國總是希望這些核國家能夠同時簽署一項停止製造核原料的國際條約，但這行不通。中國應該要以身作則，自己先停止製造，”索科爾斯基呼籲道。
另外，索科爾斯基也警告說，中國的核武發展對於區域的戰略平衡也會造成衝擊：“它會讓日本、韓國和臺灣頭上烏雲罩頂。這些國家和地區若是也跟著發展核武，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必然大增。”
傅泰林則沒有索科爾斯基這番顧慮。
“中國發展核導彈已經有20餘年的時間，中國軍方於1991年開始部署的DF-21型，就足以打擊日本和印度。日本要是真的覺得受到威脅也欲發展核武，她早就應該這麼做了，”傅泰林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徐琳 ，《華盛頓觀察》週刊 2006年第27期，7/19/2006
進一步威脅到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係本文的關鍵，美國在全球都有利益，任何人威脅或企圖威脅甚至有威脅的能力都會挑美國軍事神經。
相關搜索目錄: 投資 運輸 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