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為何沒有取得最好的結果？
雖然鳥籠民主是一早定了，但若放下“一定要有泛民入閘”這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放寬一點點看，泛民的所謂“抗爭”並沒有取得最好的結果，而是幾乎只收穫了最壞的結果。
什麼是最好的結果呢？譬如，特首候選人數增至4人，不明文規定要過半數同意，提委會“參照”而非“按照”2012年選委會組成，立法會選舉增加一點民主成分，例如功能組別擴大選民基礎，由公司票改為董事會成員票，等等。如實現以上情形，雖然泛民實際上仍不可能入閘（如有這種現實可能，北京一定會在實際操作中動員提委否決），但至少建制派陣營內的競爭會更充分一些，香港人可選擇的餘地會更多一些，也就更有可能選出一個略好一點的特首和議會，在不可能質變的時候至少爭取到量變。
然而這些本來可以爭取的最好結果卻由於泛民本身的無知和狹隘被錯過了，至少是延誤了。
泛民的無知，明顯體現在嚴重高估自己的力量，也嚴重低估建制派和北京的力量和決心。特別是占中公投和七.一遊行後，泛民為動員了78萬基本盤就沾沾自喜，以為勝券在握，不斷提高聲浪和叫價。泛民顯然不知道“後發制人”，“謀定而後動”是北京向來喜歡並擅長的玩法。到反占中的聲浪明顯超過自己時，泛民又慌了手腳，不願承認自己的確輸了一鋪，不願承認“求穩怕亂”的確是多數港人的真實心理。
需要特別指出，泛民現在仍不斷指責建制在反占中公投和遊行的人數上造馬，或者利誘或者強逼等等。這種作派除了激起那些參加過此類活動的人士的反感，不會有任何正面效果，只要你自己以一個參加反占中活動的人的身份代入就能想像得到。建制動員能力強，財力雄厚，某些機構給予參加者若干獎勵實在不足為奇，這並不改變“求穩怕亂”是多數港人心理這個基本判斷。
泛民的無知，還明顯體現在對北京的目標和決心無知，對有效的爭取方法無知。相當部分泛民還幻想自己能有機會出閘，這是他們完全不懂得北京的心理和思維方式。泛民也不懂得，遊行示威和占中這類玩意，只對民主社會下的民主政府有效，非民主社會下只有在政權弱勢時可能有效，對一個仍然強大穩固而且遠在天邊的政權基本是無效的。在非民主體制下，遊行示威等不是不可以搞，但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真正能爭取最好結果的只有放下身段好好協商，讓對方的敵意能有所降低。
泛民的狹隘，則明顯體現在對“公民提名”之類的無理堅持。
“公民提名”或“公民推薦”之類是明顯不符合基本法，直接或變相削弱提委會權力的提法，很容易受到法理上的攻擊而無還手之力。但泛民為何那麼喜歡堅持呢？根本原因就在於，泛民中的很多人都想當特首，例如公民党的余若薇和梁家傑，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党的李卓人，民協的馮檢基等等。即使最後選不上，能夠有機會參選也是好的，誰都不願放棄。
所以泛民根本沒有想過面對現實，放棄公民提名，接受協調一個候選人的安排。如果他們一早肯這樣做，至少法理上不會那麼容易受到攻擊，北京要否決也要多費很多周章，得到的社會同情也更少更難。所以可以看到，認為自己最容易在提委會爭取到提名的民主黨對於公民提名的堅持是最含糊的，這也反證了其他那些泛民的心理。
去年初李柱銘提出的那個“馬丁方案”，其實反映了他對現實的清醒和深謀遠慮。李柱銘很清楚雙方的力量對比，也很清楚繞開基本法很容易受到攻擊，在自己處於弱勢時尤其不利。所以他明智地提出了5名候選人的方案。由於只需計算得票多少，不用過半數，在馬丁方案下很可能形成泛民1人，建制4人出閘的形勢。表面上泛民委屈，但到全民投票時，由於支持者集中，贏下選舉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
雖然北京一定會看破“馬丁方案”的玄機，也一定會否決，但泛民若肯團結支持馬丁方案，北京和建制派也很難抓到它的痛腳，所以否決起來很費周章。這樣，馬丁方案就可以成為泛民和北京談判可用的籌碼，爭取到所能爭取的最好結果。
然而這一切都由於泛民的狹隘葬送了，或者至少是延誤了。之所以說延誤，是北京也可能先定一個嚴苛的條款，一旦政改提案被否決，而香港社會對普選的呼聲依然高漲時，以放寬某些條款為交換籌碼（但大前提一定是泛民不能入閘，這是確定無疑的，不會交易的），所以仍可能存在可以爭取到的機會，只是又浪費了多少時間和人力物力。
根本上，如果泛民依然是如此無知和狹隘，不會反省自己，正視別人，那麼香港的民主前景基本上是無望的，不出現二十五年前的慘劇已經是萬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