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清炮製“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拒絕議會憲政制度。
開議會，訂憲法，本是維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張。但在1898年的“百日維新”被血腥鎮壓以後，全國“朝野上下，鹹仰承風旨，于西政西學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憲之事，自然也無人再敢提及。20世紀初，清政府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沉重打擊，被迫陸續興辦“新政”，宣佈“仿行立憲”，“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立憲必須要有預備期，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
“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所以必須待各項改革舉措次第實行後，所謂“使紳民明晰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2、袁世凱炮製“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
袁世凱為了復辟當皇帝，指使手下幹將楊度于1914年寫下了《君憲救國論》，公開發表于袁世凱政府機關報《亞細亞日報》。楊度在《君憲救國論》造謠說：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且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生變亂，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
袁世凱還炮製中國國情論，鼓吹中國國情不同於西方，中國沒有一個皇帝不行，西方之共和不適合中國。1915年8月，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複等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在“籌安會”的成立宣言裏說：“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
袁世凱還大規模妖魔化共和制度，鼓吹“共和亂國”，“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党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像。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3、國民黨炮製“三一主義”
1938年1月，復興社頭目康澤、劉健群二人公開提出了“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三一主義”，1938年2月,《掃蕩報》發表了“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三一社論”。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發表社論《民主政治問題》：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 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目前再來公然反對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來企圖根本否認民主政治對於抗戰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於是反民主政治論者就來一套新的法寶。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現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他們好象忘記了中國今天是處在艱苦的抗戰中，忘記了中國今天來實現民主政治，不僅是歷史發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戰特殊的迫不容緩的要求。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于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4、21世紀還在販賣“中國人素質低”這個基本國情
已退休的原新華社高級記者許博淵曾經寫下《中國人低素質是國情》，“中國人素質低，不適應、不適合民主和法治”、“民主亂國”、“中國需要漸進式民主”更是充斥各種媒體。
袁世凱、楊度等用來毒害中國人的精神鴉片、反憲政共和的陳詞濫調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某些勢力全盤繼承翻新了。只是中國實施共和制度快100年，這些毒害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無論怎麼翻新也不能再用來反憲政共和了，而是經過翻新包裝、改頭換面與時俱進地用來反民主、反普選。對於翻新一族全盤繼承翻新袁世凱、楊度之流毒害中國人民的精神鴉片，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翻新一族，禍國殃民。
《新華日報》1946年1月24日發表了文章“人民文化水準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 今天某些人還在別有用心地販賣中國人素質低，不能民選、民主，這不是革命成功後的叛徒嗎？革命成功後的叛徒不是更加無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