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難於理解的是，為什麼清代，特別是乾隆中期竟出現了那麼頻繁而酷烈的文字獄，而且其中多數文字獄根本沒有反清反滿的確鑿證據。
在乾隆統治中國的六十餘年中，文網之密，文禍之多，遠遠超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乾隆朝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獄集中發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這段時期，特別是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查辦明末野史等違礙禁書以後文字獄更是大肆氾濫起來。是不是這時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趨於緊張，迫切需要統治者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呢？不可否認，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在乾隆朝始終是客觀存在的，“反清複明”的旗幟也不時為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但較之清入關初期的順治時期和康熙中期以前來說，滿漢民族矛盾、民族鬥爭不是越來越尖銳，而是逐漸和緩了下來，漢族臣民作為一個整體，已認同了清朝對全國的統治。這時西方列強的威脅還沒有作為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被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整個國際形勢對中國很有利。既然如此，乾隆為什麼在清朝統治業已穩定下來的時候還要發動查辦禁書運動，大張旗鼓地向思想領域中潛在的反滿民族思想、民族情緒做一徹底整肅呢？
一種推測是，他把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的嚴重性誇大了，特別是誇大了反映在明末清初某些詩文野史中反清民族意識的作用。應該說，這種推測可能大體符合乾隆的心理。一方面，由於人口壓力、米價上漲、吏治腐敗、陋規氾濫等原因，廣大民眾自乾隆中期以後生計日益艱難，不滿情緒開始蘊蓄，乾隆確實感到一種統治危機感；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乾隆的誇大滿漢之間民族矛盾、民族鬥爭嚴重性的思維方式帶有某種有意為之或者說故意的成分，這和他的祖父康熙、父親雍正似乎也是一脈相通的。他們祖孫三人慣於把一些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預先向族人提出，甚至把本來並不存在的危機也故弄玄虛地設為靶子，以提醒滿洲上層的注意和警覺。儘管康雍乾三帝經常念叨“滿漢一家”這句口頭禪，但心裏卻總難免懷著坐在火山頂上的危機感，所以他們有天然的憂患意識，遇到問題寧肯說得嚴重一些，把後果有意誇大一些，久而久之，變成了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和歷史上以老大自居的漢族王朝帝王的心理自有所不同。
當然，乾隆又與康熙的心理有別。他這個人是一個自視甚高、特別自負的帝王，自以為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最重大最棘手的戰略性問題，列祖列宗格於當時形勢未能解決，後世子孫又可能沒有魄力、沒有能力解決；釜底抽薪，一勞永逸，不留後患，乾淨俐落地處置妥帖，則非他莫屬。譬如愛新覺羅皇族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他不出來廓清糾正，他的後世子孫誰也不能，也不敢重翻舊案，乾隆毅然為國初睿親王多爾袞冤案昭雪平反一事最是顯例；再有，關係大清帝國和滿洲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的各種隱患如果他不排除，他的後世子孫誰也不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排除。“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清鼎革之際具有強烈反清意識的遺民們留下的詆毀滿族統治，懷戀前朝的文字作品就是乾隆心中久欲斬盡殺絕的蘺蘺原上之草。在命全國查繳禁書的諭旨中乾隆毫不掩飾地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而天下承平百年，乾隆以為此時正是進行徹底手術的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他的如意算盤不外是，將載有漢人反清反滿，乃至反金、反元內容的書籍搜剔淨盡，“盡行銷毀”，那麼漢人就會根本不知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一代一代地渾渾噩噩地永遠安心充當滿洲貴族的奴子而不覺。
不過，要把天下書籍一本一本地搜查審閱個遍，把該禁的書統統劈板燒毀，又有誰能做到呢？兩千年前簡冊帛書尚少時法力無邊的秦皇尚且做不到，更何況印刷術高度發達的乾隆年間呢。但乾隆自信能做到！為了實現這個看來根本無法達到的目標，乾隆開動了強大而效率空前提高的整部國家機器，親自督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數以十萬計的大大小小官吏隊伍，向全國撒下了密不透風的查繳古今群籍的羅網，從人文淵藪的江蘇、浙江到偏遠的邊疆地區，從繁華城市到窮鄉僻壤。乾隆先是打著“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旗號，以誘使人們自動繳出家藏之書；此計不成，則立即改變面孔，通過厲行查辦禁書強迫人們呈繳違礙書籍；上自地方大吏、下至草野細民一時反應不過來，畏首畏尾，遲回觀望，為推動禁書運動的開展，乾隆不惜祭起文字獄的法寶，連續製造王錫侯、徐述夔兩大震驚朝野的冤案，使天下臣民在恐怖的氣氛中為保官或保命而迅即行動起來；為保持令人觳觫戰慄的高壓態勢，乾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隔幾個月就蓄意製造一起當時名為“書禍”的文字獄，直到他判斷禁書業已搜羅殆盡時，政策才有所舒緩。在查辦禁書最嚴厲的十年間，全國告訐蜂起，居心叵測的奸民借片紙隻字傾害仇家，以報睚眥之恨；良善之人安坐家中而橫禍飛來，立致家破人亡。舉人王錫侯編了一本名為《字貫》的字典，因未避“廟諱”和“禦名”（即康雍乾三帝名字）掉了腦袋；早已物故的原任知縣徐述夔的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乾隆硬打成“非常悖逆之詞”，徐述夔照大逆淩遲律，銼碎其屍，梟首示眾，其孫徐食田以藏匿逆書擬斬。王、徐兩大案完全是乾隆為震懾士民儘快交出全部家藏書籍而一手製造的冤案，而以“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長明甯易得”“短髮支長恨”等詩句被指為“大逆之詞”者可謂指不勝屈。更有令人哭笑不得者，連胡亂塗畫、投遞“狂誕”紙片的精神病患者也被列入逆案，淩遲處死。
歷史是一面鏡子。
歷史與現實之間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稍有年紀的中國人恐怕對文字獄並不陌生。
為使以文字罪人的悲劇不在我們和我們後代身上重演，認真總結歷史上文字獄浩劫的教訓，特別是從政治體制上、從法律上進行深入細緻地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而以帝王心理作為一個特殊視角考察歷史上的文字獄，本文似乎只能說開了一個頭，這篇大文章恐怕人們還需繼續做下去。
郭成康（1941—）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http://www.iqh.net.cn/zhengzhi_gjzz_show.asp?column_id=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