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德關係:
最早的中德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德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8月,埃姆登普魯士王家亞洲貿易公司（KPAC）的“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中德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讓諸如普魯士等眾多歐洲國家和中國建立了正常的貿易關係。
19世紀晚期，中外貿易一直受控於英國。而奧托·馮·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於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於1896年繼英國之後成為第二大在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後，袁世凱請求德國幫助他建立“自強軍”和“新建陸軍”。德國的援助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比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Port Arthur（威海衛？）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
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德中良好關係被威廉2世的帝國主義野心所徹底改變。在甲午戰爭後的三國聯合干涉中，德國強迫日本讓出租界漢口和天津；1897年，德國通過“巨野教案”獲得了對膠州灣99年的租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期，德國軍隊野蠻鎮壓義和團員的行為讓中德關係走到了最低點（事實上威廉皇帝激勵他的士兵們“像匈奴人般作戰”，由此，"Huns"成為了德國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蔑稱）。[1]
（譯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論：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們應該對不公正進行報復。象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於不顧，以令人髮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裏，就由你們處置。就象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於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於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國協約實際上說明德國已被從政治上孤立，這使得一次大戰前期中德關係稍有改善。基於這種孤立，1907年德國希望建立一個由“德—中—美”組成的三國協約，但這個願望未能實現。[2]在1912年，德國提供了一筆6百萬元的金馬克的貸款給新的中國民主政府換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的權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德國提議將膠州灣歸還中國，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為協約國成員加入了戰爭並開始進攻德國在中國租界，繼而佔領了青島和膠州灣。整個一戰期間，德國困於歐洲戰局而騰不出手顧及其在遠東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宣戰，並且收回了德國在漢口和青島的租界。雖然中國獲得了國聯的承諾在戰後將租界歸還中國，但是最終凡爾賽條約卻裁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半島的特權。強烈的被出賣感和數十年的壓抑導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從貿易方面。1913年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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