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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點與作用" -- 蘇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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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點與作用" -- 蘇紅彥

[摘要]蒙古王公的年班作為清朝對蒙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一直為清朝統治者所重視。這項制度是清朝統治者參酌古制而制定的。在實施過程中,具有對蒙政策“寬嚴互濟”、“恩威並施”的特點。蒙古王公的年班對穩定邊疆、鞏固清政府的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關鍵字]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特點;作用

一、參酌古制調節與蒙古貴族的關係

目前對年班制度的研究,主要散見於一些研究清代邊疆歷史的叢書和民族史的書籍中,但基本上是對年班的簡單介紹。專題論文僅有趙雲田先生的《清代的年班制度》(發表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一期) 。作者利用《理藩院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等史料對清朝年班的整體情況作了概述,對我們瞭解年班的基本情況頗有啟迪。但該文對蒙古王公年班的特點和作用尚未進行深入研究。由於清朝對蒙古王公的統治在治理邊疆事務中具有特殊性,年班制度又是各項制度中很有特色和發揮了明顯作用的一項制度,所以,系統研究清代蒙古王公年班制度,有益於更好地瞭解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情況。

參酌古制調節與蒙古貴族的關係是清朝統治者治邊政策和措施的重要特徵。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無論是秦、漢、唐等政權,還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歷朝歷代都針對邊疆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比較普遍的是“朝覲”制度。漢朝與匈奴之間朝覲制度的建立,使雙方關係從頻繁的戰爭轉向上層統治者之間的相互交往,增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也促進了雙方的物質、文化交流;唐朝利用朝覲制度,與突厥、回紇等許多北方遊牧民族建立了友好關係,甚至北方諸族把唐朝皇帝奉之為“天可汗”,不僅雙方經濟交往密切,而且有許多突厥貴族經唐朝廷任命而擔任了大將軍等要職;契丹族建立遼朝,與北方地區的阻蔔、韃靼、女真等許多民族和部族建立政治經濟往來,又與北宋建立了每逢新皇帝即位、年節、婚、喪互派使者的制度,雄踞北方200餘年;元代的蒙古族統治者更是在統一全國後,與北方、西北、東北甚至周邊其他國家建立了高層的政治、經濟往來關係,鞏固了元朝的統治。可以說,中國古代歷朝統治者用這種制度與邊疆地區的各個民族建立了以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為主的廣泛聯繫,維護其在邊疆地區的統治。

清代的滿洲族也參酌中國古代歷朝治理邊疆的經驗實施了朝覲制度。而且在對北方蒙古貴族的聯繫方面,根據與蒙古貴族交往中的具體情況,對朝覲制度做了一些調整,實行了以“年班”為特徵的朝覲制度。檢索清代史料可知,清朝建立以後,蒙古王公貴族每逢年節都要進京朝見皇帝,來京者要給皇帝帶來貢品以表恭順,皇帝則給他們一定的賞賜以示撫慰。由於蒙古王公貴族的朝覲是以輪班方式實行的,而且年年如此,故又稱為“年班”。年班作為清朝綏服邊疆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增進交流、強化邊疆統治的政治手段,一直為清朝統治者所重視,直至清末。為了保證年班順利有效實施,清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法令和制度,並由理藩院負責管理和監督。

年班不是一種簡單的朝覲,而是一種“恩威並施”和“因俗而治”的政治措施。清政權的開創者曾親身經受過明朝的民族壓迫政策,也曾長期朝覲明朝皇帝,因此對如何利用朝覲制度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深有感受。這種制度帶有壓迫的性質,同時也存在互惠的內容。掌控適當會增進雙方的友好關係,鞏固邊疆,對治理邊疆有積極作用。但如果對朝覲者一味地苛求或僅僅作為一種恩惠,都有可能產生不利於治理邊疆的後果。明朝的滅亡,除了對中原、內地的統治失控和統治集團的腐敗等因素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蒙古和東北地區女真各部的關係處理不當,尤其是在政治上以民族壓迫為主、經濟上以無休止的索取為主的各項政策的實施破壞了與蒙古和女真族的關係。越到明朝後期,蒙古和女真對明朝的朝覲,越成為一種對明朝統治者的經濟納貢,而且是對其超負荷的索取。正因如此,後金才能聯合蒙古推翻明朝。而清朝的統治者深諳明朝覆亡的教訓, 深深懂得“邊疆一日不靖”[ 1 ] (卷105) 則“內地一日不安的”[ 2 ] (卷527) 道理,進而把“恩威並施”和“因俗而治”作為統治和拉攏蒙古貴族的原則。他們從維護以滿族貴族為首的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出發,對邊疆地區實行恩威並施和剿撫並用的方針。一方面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反清勢力實行圍剿和鎮壓,一方面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實行懷柔與籠絡。其目的在於利用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蒙古王公的年班正是這一方針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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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廩餼、燕賚、封賞和管理、限制是蒙古年班的基本特徵

清朝能夠入主中原建立全國性的政權,蒙古各部的鼎力相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入關後清政府給蒙古各部貴族及上層人士以許多優厚的待遇和特權作為回報,並以此作為懷柔手段。但在年班的實施過程中也採用了不同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待遇。清代統治者,根據蒙古各部在歸附清朝政權時的表現,把蒙古劃分為外藩蒙古和內屬蒙古。內屬蒙古因為在歸附清朝的過程中有過反復,發生過叛亂,所以不設王公和劄薩克,由清朝直接任命將軍、都統進行管理。因此,內屬蒙古的多數貴族是沒有年班朝覲資格的。

對外藩蒙古封建主,清朝根據其以往的地位和對清政權的效忠程度,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台吉、塔布囊等爵位,並享有許多特權,年班朝覲便是其中之一。

清朝皇帝對蒙古王公的年班朝覲以恩惠和控制為主要特徵。恩惠主要表現在“廩餼”、燕賚、封賞方面。為了表示對入朝覲見者的體恤和特殊恩遇,清政府向年班來京的蒙古王公提供“廩餼”,作為給來京者的路費和食宿費用。根據年班制度規定,清政府准許年班朝覲的蒙古王公攜帶一定的隨從人員和物品,這些人員進京所需的銀兩和所騎馬駝的草料、柴薪等由朝廷支付,但支付的多寡依爵位高低等不同情況而有所區別。如科爾沁親王每日給銀四兩二錢,一般汗和親王給銀三兩二錢,郡王二兩七錢,貝勒一兩三錢五分,貝子一兩二錢五分,鎮國公、輔國公給銀一兩一錢一分,劄薩克台吉塔布囊同之。每日給米數按人均為一升五合[ 3 ] (卷14) 。從這種被稱為“廩餼”的待遇來看,重點在於籠絡蒙古上層以及與清朝皇族有姻親關係的親王。雖然提供的是旅途所用,但清朝皇帝卻以這種方式達到了讓蒙古王公每年來朝的目的,掌握了年班朝覲的主動權。

“燕賚”也是年班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顯示國威,表示對入覲者的特殊歡迎,清統治者在蒙古年班期間要舉行各種盛大的筵宴款待來京的蒙古王公。據史料記載,當每年十二月中旬蒙古王公到齊後,皇帝要于中正殿西場子賜飯,屆時由理藩院提前奏報,批准後,咨行領侍衛內大臣、內務府、茶膳房、武備院、敬事房、善撲營準備相關事宜。此外,還在太和殿、保和殿、正大光明殿、紫光閣、山高水長殿等處設宴。其中,除夕之日在保和殿的宴禮極為隆重,樂部和聲署設中和韶樂、丹陛大樂於殿簷下,笳吹隊舞、雜技百戲、俟於殿外東隅。武備院張黃幕于殿南正中。殿內室前設禦宴,蒙古王公分席於東西,各五行。屆時對蒙古王公進行賜酒、進爵等儀式[ 3 ] (卷18) 。除了朝廷的設宴,五旗王府也要在元旦後擇吉日,宴請年班來京的蒙古王公。宴賚的級別之高、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參與的部門之多在清朝對周邊民族的交往中都是比較少見的。這個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蒙古年班的高度重視。

清朝對參加年班朝覲的蒙古王公的封賞也十分優厚。早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朝就規定了對外藩王、貝勒、貝子、公等元旦來朝的賞例。親王等賞一等玲瓏鞍轡,銀茶筒一、重五十兩,茶盆一,緞三十六匹,茶五簍;郡王等賞二等玲瓏鞍轡一,銀茶筒一、重五十兩,緞二十九匹,茶四簍;貝勒等賞三等玲瓏鞍轡,銀茶筒一、重四十兩,緞二十二匹,茶三簍;貝子等賞一等漆鞍一,銀茶盆一、重三十兩,緞十四匹,茶二簍;鎮國公、輔國公等賞二等漆鞍一,銀茶盆一、重三十兩,緞十匹,茶二簍;一、二等台吉塔布囊等賞三等漆鞍一,緞七匹,茶一簍;三、四等台吉塔布囊等賞三等漆鞍一,緞五匹,茶一簍;科爾沁土謝圖、卓裏克圖、達爾漢三親王等加賞一等甲胄一副,緞八匹;劄薩克圖郡王加賞銀茶盆一、重五十兩,緞六匹[ 4 ] (卷80) 。應當說,凡來朝覲者,大體都能滿意而歸。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由於在年班中賞賜物品太多,數額巨大,在製作上有粗糙現象,為此,下詔改折成銀兩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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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年班是清朝對效忠的蒙古王公貴族給予的一種特權。對蒙古王公來說,能參加年班不僅是一種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同時也是開眼界、得賞賜的好機會,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蒙古貴族臣服于清朝的一種表現形式和必須履行的義務。所以,清朝政府對此又有著嚴格的管理和限制措施。

根據人員和地區的差異,清政府將覲見的蒙古王公分為不同班次,有內劄薩克和外劄薩克年班,即漠南蒙古年班和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包括青海蒙古)年班。漠南蒙古年班設立于順治五年( 1648 年) , 只有一班, 到雍正四年( 1726年)增為三班。漠北喀爾喀蒙古於康熙三十年(1691年) 多倫會盟後設立年班,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由兩班增為四班,到嘉慶時增為六班。青海蒙古在雍正三年(1725年)清軍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後, 下令“照喀爾喀分為四班, 輪流來朝”[ 5 ] (卷984) 。土爾扈特、和碩特、杜爾伯特等部王公于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76～1788年)也都依次制定了年班制度。年班覲見時,提前由蒙古各部造具詳細銜名人數清冊,報理藩院,由理藩院按班題奏,指名咨調,令其來京[ 3 ] (卷16) 。史料很清楚地反映出允許設立年班的首要條件以臣服於清朝為原則,而由理藩院受理年班事務,則在管理方面將蒙古年班納入了國務。

清朝統治者對蒙古各部也有很大的擔心,為了避免蒙古各部的接觸和聯繫,保證清朝對蒙古的“分而統之”,規定蒙古王公年班進京必須走指定的貢道,並由台站負責接待和提供各項供給。入關後途經各省由地方政府委派專人護送。乾隆時期根據蒙古各部地理位置的不同對蒙古王公年班進京的路線還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內蒙古的科爾沁,郭爾羅斯、紮賚特諸旗走山海關貢道;紮魯特、阿魯科爾沁、敖漢、奈曼諸旗經喜峰口貢道;阿霸哈那爾、浩齊特、烏珠穆沁、巴林等經獨石口;四子部落、蘇尼特茂明安諸旗經張家口;鄂爾多斯、烏拉特諸旗經殺虎口。外蒙古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則經張家口、獨石口兩處貢道,青海蒙古走西寧貢道。”[ 6 ]年班來京的蒙古王公分別住在內館、外館,並由清政府派理藩院、光祿寺、戶、禮、工部官員和筆貼式前往照看。另外,對外藩蒙古王公年班期間在京活動也有嚴格的限制,規定其不准擅自外出,不准私下拜見京城的蒙古王公、官紳。對住地制定了嚴密的保護措施,內外館均設有稽察監督一人,行使稽察彈壓之責。這樣嚴格、縝密的管理和細緻的安排,除了保護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限制和監督,以防止外藩蒙古王公與京城達官貴族聯絡。

清朝廷還規定,蒙古王公年班朝覲要在每年十二月十五以後,二十五日以前到京,“交春始回本地”[ 5 ] (卷984) 。還規定參加年班的蒙古王公“家中既有要務,或身抱病屙,亦必前來”[ 5 ] (卷984) 。後因路途遙遠、政務無法脫身等緣故,又改為遇有“事故”或“患病”等不能年班來京者,准由人代替來京。但需將緣由用印文報理藩院查核,“如並無事故托詞不朝者”或“代替之員無故托詞不來者”,一經查出,均由院據實參處,並將該管劄薩克等,一併題參治罪。對貽誤年班者,“各罰劄薩克俸三個月,無俸之員折罰五牲畜”。若誤要差,“罰劄薩克俸六個月,無俸人員折罰牲畜”[ 3 ] (卷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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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對年班朝覲雖然本著厚往薄來的原則,不強調貢物貴賤多寡,但因貢物能“正鑒其誠敬之心”[ 7 ] (卷124) ,所以對沒有貢物空身來者,“停其給發印文”[ 4 ] (卷9920) ,不得入朝。對年班所進貢品也作出規定,漠南蒙古各部進貢鷹、狗、羊、馬匹、雕翎、貢緞、石青。漠北蒙古各部的貢物多是湯羊、駝、馬、藏香、氆氌、佩刀等。車臣、土謝圖汗則進貢“九白”。

這些法令固然是為了保證年班制度順利有效的實行,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對蒙古王公的有效統治,強化在蒙古地區的統治秩序。而且年班制度在清朝統治過程中也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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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古年班的基本作用

乾隆曾說:“覲見、宴賞、賜賞,恩亦深情亦聯,實良法美意,超越千古。”[ 8 ] (卷21)的確,終清一代,蒙古王公貴族一直和清朝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誠心誓好,凡下一語,靡不敬從”[ 9 ] (卷7) ,成為支持清政府的重要力量。在太平天國北伐軍直上中原,咸豐皇帝逃往熱河避難之時,就是蒙古王公貴族所統率的騎兵,幫助清政府對抗義軍、維持殘局。即使有個別蒙古貴族的反叛也從未動搖過雙方的聯盟。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爾部的布林尼叛亂,蒙古貴族很少有人回應,相反卻是鄰近各部落貝勒“先後遣人來報”[ 7 ] (卷54) 。清廷派兵鎮壓時,各旗

王公紛紛捐獻駝馬,請求出兵,使這一事件不到兩個月就得到平定。面對國外強敵的入侵,蒙古王公也是忠心耿耿、效力疆場。19世紀中葉,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騎兵,在大沽口戰役中曾打退英法聯軍的進攻。由此可見,年班作為清朝對蒙政策的一項內容,在鞏固滿蒙聯盟、穩固蒙古王公對清廷的關係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體講,年班的作用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利用年班可以增強蒙古王公對清朝的向心力。蒙古王公貴族作為上層人物,不僅熟悉本民族的歷史和社會情況,而且在本民族中有較強的政治號召力,他們的向背,往往影響到邊疆地區乃至整個民族的穩定。所以清政府通過年班使蒙古王公目睹戒備森嚴、雄偉壯麗的京城,體驗京都富庶、繁華的生活,進而增強他們對京城的歆羨,加深對清朝的效忠之情。同時通過年班豐厚的賞賜、燕齎也可以滿足蒙古王公貴族對奢華生活的追求,而且隆重的儀式、盛大的場面和鮮明的等級差別,也使蒙古王公心生敬畏,有利於遏制離心傾向的產生。正如乾隆所稱:年班制度為“國家柔遠綏遐之道。伊等目睹內地幅員之廣闊,人民之富饒,回歸本境,自必轉相告語,同心向化。”[ 10 ] (卷2)

第二,利用年班可以考察蒙古王公的德能勤績,有利於選拔、任用效忠清廷的蒙古王公。清朝很重視對官吏的任用和考察,對京員和地方官吏制定了“京察”和“大計”等考核制度。對遠在邊塞的外藩蒙古封建領主,清政府設立了御前乾清門行走制度,每逢其年班進京,可將旗內政務交予協理台吉掌管,留在皇帝身邊當差。這樣,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可以密切君臣關係,告誡其忠君為國之道。正如清朝宗室昭　所說:“本朝威德布揚,凡氈裘月竁之士,無不降服,執殳效順,無異世臣。純皇帝恢廓大度,尤善撫綏,凡其名王部長,皆令在御前行走,結以親誼,托諸心腹,故皆悅服駿奔。”[ 11 ] (卷3)而且,利用年班還可以挑選效忠人才。康熙三十年題准承襲蒙古王公、貝勒、貝子等敕誥皆令親身赴領。這不僅可以防止蒙旗內部因派系分立和親疏關係,私下賄賂官員,以庸弱之員襲承,同時也可以通過選拔、接見,使其蒙受皇恩,更加效忠清廷。為清朝立下赫赫戰功的僧格林沁,就是道光親自從進京備選的眾多嗣子中挑選出來,承襲科爾沁左翼後旗劄薩克多羅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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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清朝作為滿族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政權,切身感受到明朝民族政策不力的教訓,因此十分重視對邊疆地區的治理和管轄,並在統一全國、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廣泛吸取了歷代治邊的經驗、教訓,通過攏絡邊疆少數民族上層分子來達到“不設邊防”, 以其為清朝統治中原內地之“屏藩”[ 7 ] (卷275)的目的。年班制度正是這一民族政策的具體體現。年班制度作為清朝加強滿蒙聯盟,攏絡蒙古王公貴族的一種政治制度和手段,對密切雙方上層人士之間的關係,增強蒙古王公的向心力,維護國家的統一,穩定邊疆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 1 ]清世宗實錄[ Z].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5
[ 2 ]清高宗實錄[ Z].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5
[ 3 ]欽定理藩院則例[ Z]. 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 4 ]清世祖實錄[ Z].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5
[ 5 ]大清會典事例[ Z].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91
[ 6 ]趙雲田，清代理藩院資料輯錄[A ]中國邊疆史地資料叢刊(綜合卷) [C ]1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88
[ 7 ]清聖祖實錄[ Z].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5
[ 8 ]和坤，熱河志[ Z]. 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5
[ 9 ]張穆，蒙古遊牧記[ Z]. 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5
[ 10 ]張其勤，清代藏事輯要[M ].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11 ]昭梿，嘯亭雜錄[ Z].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1984
[作者簡介]蘇紅彥,女,包頭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
（原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7年1月，第28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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