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認為:“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為先。”同時他為了減輕巡幸沿途百姓的負擔,經常蠲免沿途地區的地丁錢糧。如第二次南巡,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粱蘆課、米麥豆雜稅二百二十余萬概與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所過州縣耕獲、市場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第一、二次南巡時,認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欠”。採取切實措施減輕百姓負擔。他也認識到,蠲免錢糧原為百姓小民,然而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獲甚微,無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約計人民有恆業者十之三四,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於是要求地主也要給佃戶適當免收地租,調整主佃及其與國家的關係。
由於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錢糧,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的,康熙皇帝擔心此舉各地仿效,未免致損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正逢生日萬壽節,官民奏進各種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為誕辰也”,謝絕禮物。
康熙皇帝還以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名額應酌量加增,又於府學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獎勵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識份子聯絡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攔截官輿告狀之事發生,皇帝的輿轎被攔阻,勢必影響巡視進展,也不利於安全。於是還嚴禁軍民懷奸挾詐,希逞私憤,善於駐蹕處所告訐;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理外,仍嚴加治罪。從這一點看,康熙皇帝是不會喜歡進行微服私訪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見百姓。他到了揚州一帶,因不嚴警蹕,百姓男女老幼奔走雜遝,瞻望恐後,高岸水次,甚至有傾跌之虞。於是要求百姓:“止於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康熙皇帝巡視山東時,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康熙皇帝詢問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況,得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一般來說,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兩岸迎駕,由陸路西巡,經過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歡騰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輿左右備咨地方利弊,據說大家都暢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見有一二災民流移道路,於是詢問疾苦,表示關心。
康熙皇帝自稱通過到處巡幸,因此風俗民情無不洞悉。巡視南方時注意米價的變動和市場供求關係,防止米價上漲;關心全國各地納稅交銀而加征的錢糧火耗數量,反對官員加重火耗;瞭解到江浙人喜好爭訟,告誡改變風尚;認為江南人習尚奢靡,家無儲蓄,山西商人多在當地經商,勤儉生活,故多富饒,宣導移風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對大臣說:“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曆朕懷。”這是他巡視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宮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評價說:江浙山東等處地方官,因他不時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優,山陝官員則劣甚。並說他恨貪污之吏,更過於搞分裂反叛的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策劃平息噶爾丹就好了。
巡視使康熙皇帝瞭解到一些民間具體情況,對於行政決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針對各省督撫上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增加之數全部上報。於是說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其他人並無差徭,共用安樂。西南平定以來,人民日增,土地開墾耕種,生齒實繁。為掌握人丁的實數,決定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皇帝巡視地方也不耽誤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規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時內閣送來的時間晚了,他要批閱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頻繁的巡視地方,關心民生,處理政務,給人們留下了“勤政愛民”的良好形象,為以後的皇帝樹立了榜樣。人們打他的主意,編出微服私訪的故事,也算是事出有因吧。(文/常建華)
來源:《天津日報》 (責任編輯:文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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