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
西元前544年（晉平公十四年），吳國的延陵季子出使晉，同晉國的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相見晤談後，神奇地預言：“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其實此時晉國執政者有六卿，韓、趙、魏之外，尚有範、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強大，政在私門。但是，韓、趙、魏三家的優勢還不明顯。
然而正是這樣的形勢，導致私門與公室的鬥爭，以及六卿之間相互爭奪兼併的鬥爭愈演愈烈。前458年（晉出公十七年），智氏與趙、韓、魏滅範、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驅逐晉出公而立晉哀公。晉國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進入一個新時期。
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四卿並立，智伯最強，晉國的國政由他一人專擅。晉哀公即位，即是出於智伯的主張，因爲他與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關係可以影響和操縱哀公從而控制晉國的大局。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智伯又設法把範、中行二家的領地全部攫爲已有，從實力上進一步鞏固了政治地位。
智伯名瑤，是智宣子之子。當初智宣子要確定智瑤爲繼承人，族人智果勸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認爲智瑤各方面優點很多，儀錶魁偉，武勇善射，多才多藝，能說會道，性格剛毅果決，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個致命的缺點，道德品質不好。也就是說，智瑤是那種有才無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瑤這種人來掌握智氏家族的命運，必然會蕩家覆宗，毀滅整個家族。智宣子沒有聽從智果的勸告，還是確定以智瑤爲繼承人。智果毅然與智氏家族斷絕關係，在晉國太史處立案，自立一宗，稱輔氏。
智伯繼位後，確實大有作爲，內政方面滅範、中行二氏，驅逐晉出公，擁立晉哀公，獨擅國政；外事方面一次興兵伐齊，兩次率軍討鄭，戰功赫奕，威震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時，自身“貪而愎”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貪包括貪得無厭，好大喜功，驕奢淫佚；愎包括剛愎自用，不納諫言，獨斷專行。大權獨攬之後，使得他驕橫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藍台與韓康子、魏桓子宴飲，竟在酒宴上戲弄韓康子，並且侮辱韓康子的家臣段規。智國進諫，說這樣做恐怕會招來禍患。智伯大言不慚地說：“難將由我，我不爲爲難，誰敢興之!”似乎韓、魏諸家的命運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誰對他也是無可奈何。智國舉出晉國歷史上（穀阝）氏、趙氏、欒氏、範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難的例子，都是因爲仇家伺機而動所致。如不謹慎從事而經常結怨於人，那大禍臨頭的日子就不遠了。並說：“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誰不可懼？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蚊子、螞蟻、黃蜂、蠍子這一類昆蟲都能害人，與強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結怨，能不提防嗎？智伯把這樣的規諫當作耳旁風，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結怨最早、最深的還是趙氏，具體地說，是趙氏家族的主君趙襄子。早在趙襄子繼位之前，已與智伯積怨甚深。
關於智伯與趙襄子結怨一事，史籍中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左傳》結尾處記載魯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軍伐鄭，其時趙襄子尚爲趙氏太子，隨軍出征，在攻入鄭都城門之際，智伯命趙襄子先入城，襄子請智伯先入，智伯當時就口出惡言，說：“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智伯認爲襄子缺乏勇氣，不敢入城，況且相貌又長得那樣醜惡，怎麽還能做太子！由此趙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記。趙世家》記載，晉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鄭，趙襄子爲將領，智伯酒醉之後，給趙襄子灌酒，還毆擊襄子。趙氏的家臣紛紛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勸阻了大家，並說正是因爲自己能夠忍辱，才被父親立爲太子。他內心裏對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國後，智伯居然還給襄子之父趙簡子做工作，要他廢除襄子，另立太子。簡子不聽。
這兩處記載雖然有差異，但都是智伯侮辱趙襄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處都有智伯對襄子爲太子的不滿，企圖動搖他的地位。《史記》中所載，智伯竟是要干預趙氏的家政，這就更引起襄子的憤恨。趙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謂來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爲趙簡子侍婢，又是狄人，本來沒有資格繼承趙氏的基業。然而他的識見與才幹逐漸被簡子認識，受到寵愛。一次，簡子對幾個兒子說，他把寶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陽西北）上，誰先得到有賞。諸子回來俱無所得，只有毋恤說他已得到。他說，從常山居高臨下攻擊代國，可以吞併代國，這就是寶。簡子認爲此子果有雄圖大略，確實可以作爲繼承人，繼續發展趙氏的勢力。於是廢太子伯魯，立毋恤爲太子。智伯企圖阻撓毋恤掌權，自然是想儘早去除一個強有力的對手，從而遏制趙氏。這對於雄心勃勃的趙毋恤來說，能不恨之入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