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與政治

馮爾康：清史研究與政治

發佈時間：2010-4-13

http://www.iqh.net.cn/shehui_zxxx_show.asp?column_id=8005

清史研究自始就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反滿革命、反帝愛國、反修、革命與繼續革命，
都在影響著它的研究進程、學術品質。政治對於學術研究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它可以
創造條件進行有限度的學術研究；然而它的指導思想也可能讓學術研究偏離學術軌道，
走向偽科學。學術研究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學術研究為政治服務的提法不可取，“學
術研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


The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 history has been entangled with politics together from its beginning.Its academic quality and research process are affected deeply by the revolution against Manchuria dynasty,patriotism, anti-imperialism & revisionism,etc.Politics influences academic research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ways.It may be helpful to academic research in a　limited degree,by creating some conditions,as well as to make academic research deviating orbit and become a pseudo-science.It is impossible for academic research to break away from politics completely.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call“Academic Research 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rather than call“Academic Studies Serving Politics”.

清史研究、史學研究與政治的關係，這個問題，實系認識歷史學同社會政治、社會制 度變化的關係，或者說某種互動關係，這是非常複雜的大題目，這裡只是觀察20世紀以 來清史研究的狀況，以便有所明瞭。


學術界似乎有這樣的共識：學術研究需要避開政治的干擾，才可能具有科學性、準確性，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勢必然會影響學者，有的學者還會自覺與不自覺地去迎合時政。學術研究與時政可以說有不解之緣，儘管崇尚純學術的學者不願看到這種情 形的出現，但也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問題是如何儘量避免它的干擾。清史研究與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一樣，需要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才有可能順利開展。在清史研究歷程中，我們看到政治對清史研究影響之大之深的實際情況，因而思考下述諸種現象和 問題。


　　　　一　反滿革命與清史研究

反滿民族革命史觀。人們因反對清朝(反滿)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討清史，以民族革 命、痛責滿洲人的清朝為旨歸，有四種情形：


一是強調“華夷之辨”，以滿洲為“非我族類”，主張用革命推翻它。被譽為學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後參加反清排滿鬥爭，為說明革命的正當性，寫作關於清史的文章，他以“華夷之辨”作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標準，認為滿洲是強盜，竊 取漢族政權，對漢人殘暴統治，殘害明朝宗室，大興文字獄，貪婪無度，本身野蠻，不講人倫，到了後世，使中國陷入外國侵淩的災難之中，勢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是為政治，第二才是為學術。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評議》文中論其治史主旨：“他的 治史，是要明瞭政治歷史變化的軌跡及其原因，教育民眾，讓歷史向前進的方向發展， 他講歷史，側重的是政治史，是認識政權、政體的更迭，以及人們的活動在其中的作用。這就是他所認識的治史與政治的關係，用現在的話說是研究歷史為政治服務。”他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政論、史論，都同“逐滿獨立”有關。[1]


二是歷史演義的醜化清朝。辛亥前後及民國初年有一股思潮，人們樂於編造、演說關於清朝的壞話、醜聞故事，而且常常打著歷史實錄的旗號。如蔡東藩的名著《清史演義》，寫成於1916年，自雲不滿於時人用宮闈傳聞，“橫肆譏議”清朝歷史的狀況，主張實事求是地編寫清史演義。但是實際上對醜化清室之傳聞就多所採納，比如第20回敘述 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漢人，被虜北來，沒入宮中”，受順治帝寵倖。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寫的，顯然不合事實。第37回寫香妃事，全據俗傳，還拉上和珅從中牽合乾隆帝與香妃關係，純系子虛烏有之事。這部書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離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自稱史料來源，是自幼在京聽宮中蘇拉閒談所得，陳鶴煒為此書寫序，稱讚作者“搜訪既確，去取尤嚴，即無一字不有來歷，即無一字不加斟酌，褒貶悉本原文，異同間或並列”，純系溢美之辭。該書說雍正帝的生母是衛某的妾，召進宮中，六個月生子。有歷史常識的讀者 不難發現，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該書據此又敷衍出一個故事，即衛某將康熙帝傳位十四子的遺詔，把“十”字塗掉，雍正帝因而繼位。這是把隆科多篡改遺詔的傳說，安放到不知其名的衛某身上。這類書數量很多，常以武俠小說面目出現，僅涉及到雍 正帝的，筆者所知，不下八種，即《血滴子》、《劍俠呂四娘》、《血滴子大俠甘鳳池》等。


三是與反滿密切相聯繫，為了張揚漢族之民族反抗精神，開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論證反滿正當性與必要性。僅以《明遺民錄》為名的書就出現三種，其一的作者孫靜庵有志於反清，他的書出版於1912年，宣揚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鼓舞反清鬥志。張其淦撰輯《明代千遺民詩詠》，表彰明末遺民，出版于1928年。九龍真逸輯《 勝朝粵東遺民錄》，專門表彰廣東明代遺民。周作人寫於1935年的《隅卿紀念》，說研究明清小說戲曲的馬廉，搜集明末文獻，“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運動影響，大抵現今 的中年人有過這種經驗，不過表現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馬太玄)寫到清乾隆 帝必要稱曰‘弘曆’亦是其一”[2]。因著反滿觀念而研究明末歷史，人們講到清朝皇帝，必呼其名，而不稱皇帝，表示立場不同的決裂態度。


四是一批應急清史之出現，如吳增祺《清史綱要》(1913年)，許國英《清鑒易知錄》( 1917年)，文明書局編輯的《清鑒輯覽》(1918年)，還有劉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鑾 章的《清鑒》。在人們渴望瞭解清代歷史之時，不無其應世作用，但學術水準不高，而反滿觀念強烈。不僅如此，還有迎合輿情編造歷史的情形，如許國英在《清鑒易知錄》中編造清室醜事，為孟森所揭露批評。根據這些情況，可以說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滿革 命名義下之漢族民族主義史學。

　　　　二　反帝愛國與清史研究
    20世紀上半葉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學者大多是誠摯地愛國主義者，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正是中華民族觀念和民族國家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人們以爭取祖國的獨立富強為己任。他們的學術研究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誠如文字學家黃侃的治學為“存種姓， 衛國族”那樣[3]，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並通過自身的特長使用文字表達出來。

    (一)反對日本侵略與清史研究

國人恥于外國人先於我研究清史，如稻葉君山《清朝通史》的於1915年推出，刺激國人研討清史，蕭一山之下功夫寫作《清代通史》，為的是不為外人恥笑，在清史研究的 學術水準上與外人爭高低，為國家增光。學界有共同認識，侵略者欲亡其國，必先亡其歷史，故應加強國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變”以後，反對日本侵略和製造“滿洲國”，以及後來出現之華北、南京敵偽政權，激發學者愛國反侵略意識與加強清史研究的自覺性。最早組織明清檔案整理的朱希祖，為“借歷史以明國家之綿延，鼓勵民族之復興”，撰著《偽齊錄輯補》、《偽齊國志長編》，致力於抨擊偽政權。在清史研究方面，學者自覺反對侵略者謬論，進行滿洲與中國關係史研究，鄭天挺於抗戰中寫作《清代皇族之氏族與血系》，指明滿族 只是部族稱謂，不是地名，更不是國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滿、蒙、漢族的血統，新血素的參入，對清初的武功奮張，文化調融，均有益處。

    (二)反帝反美與清史研究

學術界反對日本侵略的同時，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國恥史同樣為清史研究者所關注，寫出很多作品。如果從1915年國文書局出版的《國恥史》算起，到1980年的《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將沙皇俄國侵華史著作除外，有一百一十多種。這些書的出版大多在 2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前期，內容上遍及各個帝國主義，而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專門抨擊美帝國主義的尤多，有三十餘部，其中出現在1947年∼1952年的多達25部，對中美望廈條約的研究蓋過了對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的關注。


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的有名著作有：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事日誌》；

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


富有憂患意識與歷史使命感的學者，不僅是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更在尋找救國之道，一部分學者，如蔣廷黻等，以民主主義意識檢討中國內政，總結歷史經驗，宣導改革，爭取國家獨立富強；另一部分學者，如範文瀾等，信仰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近 代史經驗，主張革命挽救中國。


在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中，人們提出以鴉片戰爭的歷史影響作為劃分中國歷史的分期法，即鴉片戰爭改變清代中國面貌，在那以前中國歷史為古代史，此後為近代史。蔣廷黻、毛澤東、範文瀾等宣導這種歷史分期方法。這種分期法充分認識到外國侵略對中國 歷史發展的影響，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有著學術價值，但是清史被分為古代與近代兩大部分，使得對清朝通史的研究難於進行。


以反帝為使命的清史研究，與20年代以前的反對清朝的民族主義不同，是新的民族主義史學，在滿洲與中國關係問題上，由世紀初的強調差異、矛盾鬥爭，進到認識兩者之間的共同性，令對清朝歷史的準確認識大有進展。

三　“反修”(反對蘇聯“修正主義”)與清史研究

關於沙皇俄國侵略清代中國的歷史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少得可憐，筆者在書目中僅見到1929年問世的《俄羅斯侵略中國痛史》一部。到中國實行“一邊倒”國際政策之時，則成為一個學術禁區，無人能夠研究，而清史學家當然知道沙皇俄國對我國東北和西 北領土侵佔的歷史。60、70年代中蘇交惡，珍寶島之戰，史學界一方面是適應時政之需 要，緊跟政府“反修”(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政策，另一方面是將積壓的情緒抒發出 來，進行老沙皇侵華史研究，產生具有學術性和一般宣傳性的讀物三十餘種，其中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沙俄侵華史》[4]第一、二卷，《中俄關係史論文集》[5] ，均系研究之作，不過大多數作品，與當時的文風相同，屬於大批判的類型。與此相關的是對關於我國東北邊疆史的研究有所關注，如《清代柳條邊》一書的出版。


　　　　四　革命、繼續革命與清史研究

前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研究清史，在反帝使命感之外，還要推翻國民政府，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又在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強調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有著影射蔣介石、讚揚農民戰爭、提出厚今薄古為無產階級專 政服務的特點。


研究曾國藩。抗戰時期，中國面臨著國內兩大勢力的鬥爭和抗日戰爭兩大難題，亦即傳統的“安內攘外”問題，清朝歷史上咸豐帝、曾國藩等碰到這個問題，是先安內後攘 外，還是反過來?範文瀾於1943年出版《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後來作為他的《中 國近代史》附錄)，認為曾國藩“把外國侵略者當作救命王，把本國人們當作惟一的仇 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按內讓外’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缽”[6](p180)，用以影射蔣介石和國民 政府。其時侯外廬在山西，對閻錫山“評論曾國藩，大罵蔣介石師承曾國藩，一樣的賣國求榮，終將成為中國歷史的千古罪人”[7](p64)。都以研究曾國藩為名，反對蔣介石 。


太平天國史與農民起義史研究。50年代初，恰值太平天國起義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開展，引起學者研討太平天國史，範文瀾撰文《金田起義一百周年紀念》，強調農民戰爭的歷史意義，並在對比中貶低辛亥革命價值：太平天國“破天荒提出消滅封建制度的 土地綱領。它又不同於後來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因為它敢於發動廣大農 民參加戰爭，而資產階級則是不敢喚起民眾。太平天國革命如果得到成功，資本主義將在中國順利地發展起來，比之60年後的辛亥革命，成就要大得多。誰都知道，辛亥革命 只是推翻了清朝統治，但不曾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6](p161)。太平天國 起義紀念稍後，毛澤東發起批評電影《武訓傳》，胡繩著文《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 級反動思想的表現》，認為武訓是爭取充當地主階級奴才，破壞農民革命。[8](p49)由 此引發對武訓同時代、同地域的宋景詩農民起義的調查與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是由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勝利的，頌揚農民革命乃是說明政權正當性的一個方面，以太平天國百年紀念和批判《武訓傳》為契機，在史學界興起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使它成為 50年代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清代其他農民起義、暴動，以及少數民族反政府 暴動，秘密結社、秘密宗教的活動與暴動，得到廣泛的關注。至於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著述，僅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1900∼1980八十年來史學書目》著錄的就有195種，並以50年代出版的著作為最多。


資本主義萌芽與《紅樓夢》研究。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也是“五朵金花”之一，它是二三十年代社會史大論戰的延續，是研討民主革命前的中國社會性質。《紅樓夢 》的研究也是肇始于毛澤東對胡適思想及胡適派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而學術界將資本主義萌芽與《紅樓夢》兩事聯繫在一起，是探討《紅樓夢》的社會背景，是否是市民文學，是否有資本主義產生後的民主主義觀念。“文革”中《紅樓夢》研究長盛不衰 ，亦因毛澤東把它當作政治歷史小說，要人閱讀五遍，筆者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寫出《封 建社會的一面鏡子——紅樓夢》小冊子。[9]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實際上是將社會形 態與社會性質的大題目具體化，清史研究受其影響，討論滿族入關前的社會性質問題。

厚今薄古與加強近代史研究。1958年高舉“三面紅旗”之時，學術界緊跟革命形勢， 也要大躍進。陳伯達、範文瀾號召史學界“厚今薄古”，後者發表《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闡述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認為“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厚今薄古的歷史學，“主要是研究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中國史，其次是資產階級領導 舊民主革命的中國史”。[6](p226)事情被提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這時講的厚今薄 古，就不是簡單地研究古代的歷史還是現代和近代的歷史問題，而是要通過近當代史的研究，去頌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雖然其時毛澤東並未正式提出繼續革命理論，不過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和行為中已露端倪。厚今薄古的延續，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 的地步，史學研究只剩下四種內容，即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農民戰爭史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


肯定清朝的歷史貢獻。對於清朝的歷史，歷來多是批判的，難得給予積極方面的評價。60年代初聽傳達：毛澤東說，對於中國，滿族的到來是闊姑娘下嫁；我們現在吃的是 乾隆的飯。這是從國家現有疆域出發的認識，感到清朝有奠定國家版圖之功。其時，劉大年在《歷史研究》雜誌發表《論康熙》長文，比較全面地評價康熙帝，肯定他的平定三藩，統一臺灣，三征噶爾丹，驅逐在西藏的準噶爾勢力，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 ，等等功業，使中國成為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強大而統一的國家。

　　　　五　基礎知識傳播與清史研究

前述同政治運動、政府政策密切相關的清史研究，在一定的時間和場合遭到強調學術研究的學者的抵制和批評，他們更多地從學術考慮對清史進行研究。他們的特點，大約有兩個方面，一是強調學術性，反對政治功利性；二是進行有關清代的基本知識和制度 文化的研究。


強調學術研究的學者，對清朝和清史持有應有的尊重態度，並且呼籲摒棄反清革命時期否定清朝歷史的態度。這類學者以孟森的表現最為突出。他於抗戰前在北京大學講授清史，撰著《清史講義》，開宗明義，肯定清朝是強盛王朝的歷史地位，應予公正對待 ：(清朝)“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因此“不應故為貶抑，自失學者態度” 。他進而針對抹煞清朝地位的研究者，批評道：“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10](p364)他希望用公正客觀的態度研討清史，革命時期的實用主義態度不足為訓。有了這樣的治學態度，才能終結反滿的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這類清史學者的研究關注於清代歷史的基本內容，主要是清朝的基本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與後世關係特別密切的事情，可以說是致力於有關清朝基礎性知識的認知和傳播。重要的清史專家研究重心，表現在下述方面：


孟森研究清史的內容，誠如商鴻逵所說：“大致可以分作兩類：一、歷史事實的論述，二、文獻資料的考訂。”[11]孟森在史實方面，試圖明瞭清朝開國史、滿洲族稱、國 號和八旗制度、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繼位三大疑案、科場案、字貫案、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等文字獄；在文獻方面，他論述《四庫全書》的編修與目的，清朝對有關明史特別是南明史民間著作的態度，清朝編寫實錄的作偽。孟森的著述內容，既注意到 清代的基本史事，又是結合時事，即人們的關注點，如三大疑案考釋，並非不顧事情，作脫離現實的考證。事情的關鍵之處不在這裡，而是他尊重歷史的態度，事情是什麼樣子，就爭取還原其原貌，如他對清朝文字獄、篡改史書都是持批判態度，而對清朝的文 治武功則予讚揚。這裡要附帶說一句，孟森的《明清史論著集刊》得以在1959年結集出 版，《明清史講義》梓刻於1981年，《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於1984年印行，均系商 鴻逵整理，全部由中華書局發行，這得力于吳晗和中華書局負責人金燦然的提倡及支持 [12](《前言》)，須知1959年出版孟森的書是很不容易的。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對清史做出較全面的論述，基本制度、事件和人物都寫到了。他認為歷史內容中文化、政治、國民生計最重要，而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占最高地位，並以此認識編排清史的內容。


陳垣，並非清史專家，其實他對清史是頗為留心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他是最初的指導者之一，並創造整理檔案的原則——檔案八法，他關於清史的論文，我們從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來看，集中在文字獄和《四庫全書》兩方面，如《編纂四庫 全書始末》、《四庫撤出書原委》、《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紮後》；再如《錢名世軼事》、《方孝標方苞軼事》等。此外，他對清初佛教史特加留意，著作《清朝僧諍記》 (1934年)。


鄭天挺的清史研究，早期的重點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於血系》之外，有《滿洲入關前後幾種禮俗之變遷》、《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釋阿瑪王》、《清史語解》、《清代的八旗 兵和綠營兵》等文，並彙集于《清史探微》一書；他在研究的後期關照於歷史的解釋，如作《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前清代社會的自然經濟》、《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簡述》，只有幾萬字的書，然而涵蓋量較大，且有通貫的觀點 ，指出清代史的六個特點。


謝國楨，側重於對明末清初歷史和文獻的研討，著述《明末清初的學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南明史略》、《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和《增訂南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考》、《清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明清筆記談叢》等書，他矚目於社會 運動和文獻學。


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中給予清史大量篇幅，還著有《清詩紀事初編》。


羅爾綱，以研究太平天國史著名，作有《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考證集》、《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太平天國金石錄》，此外他對清代兵制的研究，成就顯著，有《綠營兵志》、《湘軍新志》和《晚清兵志》行世。


王鐘翰著《清史雜考》，已經出版四集，由《雜考》之名可知，他重在對史事的考訂，在此基礎上做出詮釋。他運用滿文資料進行研究，是一個特色。他發現關於撫遠大將軍允禵的史料，將雍正繼位疑案的討論引向深入。近著《滿族禮尚往來與文化》(1996 年)。

許大齡著《清代捐納制度》一書，開闢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個領域。


作為思想史專家的楊向奎，對清代學術史亦有興趣，撰著《清儒學案新編》(1985年) 。

陳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是關於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學者，治史有一個特點，即釋史之外，均重視對古文獻的研究，不少人兼有專門的論著，所以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的。


總起來說，孟森的《清史講義》、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鄭天挺的《清史簡述》三部通史，似為研治清史不可不參考之作。清朝滅亡後問世的概述性之作，內容重在政治史方面，且多偏見，學術價值不高，會被時間所淘汰。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清史研究，逐漸走向新方向，開闢新領域，研究者的目標鎖定在：開啟人們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為智慧與塑造人之學問。

　　　　六　滿族民族情結與清史研究

滿族之反對歧視與要求。50年代末滿族人士對“滿清”政權(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 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後“滿清”一詞基本絕跡。


滿族人士贊助學術研究。北京成立滿族研究會並展開活動，推動滿族史與清史研究。不定期論文集——《滿學研究》業已出版六集，連續召開了不下四五次研討會，對八旗 制度、滿族文化之討論尤可注意。


寫到這裡，不禁要提出如何認識帶有政治性的史學研究、清史研究的問題?

    (一)學術研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

有的學者極力主張歷史研究的政治性，認為這是黨性的表現，強調史學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從而將專注學術性的學者視為脫離政治，是資產階級的，予以批判。對於他們的意見可以分四個層次來說明：


一是史學歷來是服務於政治的。範文瀾認為歷史著作反映當時政治生活，“是史學的正常形態，是史學的主流”，否則是“變態支流”。[6](p224)尹達也說“史學服務于 現實政治，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13](p385)。


二是資產階級以脫離政治為幌子。範文瀾批判說：“反動統治階級的學者們，為了對抗革命，提倡學術與政治脫離，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 。


三是史學是政治性強的理論之學，或者說是黨性之學。胡喬木說：“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13](p379)尹達說史學家“必須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無產階級的感情，才能夠準確地分析和研究祖國的歷史，才能夠從祖國的歷史裡發現珍貴的遺產，才能夠把這些遺產變為推動當前革命實踐的積極因素”[13](p359)。侯外廬讚揚尹 達實踐了“做學者要做党的理論戰士”的人生目標[13](p5)，他又稱頌翦伯贊，謂其“ 史學著作黨性強”[7](p138)。


四是史學為政治服務就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和政權服務。尹達說“把研究歷史與研究現實緊密地聯繫起來”[13](p408)，“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分析社會歷史，寫出科學的歷史，並以此教育廣大人民熱愛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創造的曆史，認識勞動人民創造歷史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從而熱愛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積極投 身于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正是我們歷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務”[13](p385)。侯外廬原 先研治古代歷史，寫作《中國古典社會史論》，1941年周恩來要求他“致力馬克思主義史學陣地的繼續開拓與建設”，他理解到，“研究近代歷史與確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 所面臨的革命任務，這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而轉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國近世思想學術史》。[7](p115)，(p119)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目標，研究有極強的政治性，劉大年稱頌範文瀾的著作表現了“批判性、戰鬥性”的特點。[6](p4)


如此強調學術研究的政治屬性，或者說黨性、階級性，今天很難再聽到了。但要說學術研究者與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實的，人們生活在社會中，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傾向，這種傾向也許會影響到學術觀點，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總會 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時代在思考什麼，人往往也會隨著思索什麼，就以上述強調學術研究的學者來說，他們留意清代文字獄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滿革命學者致力於此，他們也就把這些歷史問題也作為研究物件了。不過他們的結論和革命學者有相 同之點，亦有相異之處。受時代的思潮影響則是共同的。所以問題不在於強調學術研究的政治性，或者否認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確：學術研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準則。惟其如此，史學研究才會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做出應有的成績。否則政治政策和政 治思潮影響學術研究，一種觀念掩蓋另一種觀念，總是傾向性太強，以致研究清史的初期，幾乎全盤否定清代的歷史貢獻，而如今對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幾乎是一片頌揚之聲。這是多麼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

(二)政治干預對史學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正確認識政治對學術研究、清史研究的影響，或者說政治干擾，不要作絕對化的結論，不必給予一概否定，實際上它有正負兩方面作用，需要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筆者認為要先明確下述三點：第一，學者自覺之政治情懷與外加的政治干擾是兩回事；第二 ，政論家之研究與學者有所不同，前者政治目的性強烈，因不能深入研討必然會有某種誤謬，然而學者應理解他們的學術觀點的某些誤失；第三，惡劣政治需要的篡改歷史與為政治理想服務的誤解歷史應當區別開來，即為明瞭國家歷史的正常需要同執政者為一 己之私而研究歷史有別，後者容易偽造歷史。


從清史研究歷程看政治對清史研究的正面影響。反滿革命、反帝愛國、反修的政治需要，首先使清史進入學者的研究範疇，對於清史學的產生起了促進作用。其次逐漸擴大清史研究的領域：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和中外關係史，揭露外國侵略者的罪行；反滿精 神的再造，研究清朝政治史和滿漢關係史；因“反修”使得中俄關係史和我國東北邊疆史的研究得以開展。複次，愛國主義觀念之注入清史研究，激發學者研究熱情。這裡是 從客觀後果來觀察的政治對清史研究的影響，並非著眼於主觀動機。


意識形態和主流觀念支配下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現兩個問題，一是指導觀念運用不當造成的觀念上的偏頗，在滿族統治、中西文明碰撞、西方宗教在華傳播、民眾運動、清朝的民族政策等重大問題的評價上，較長時期缺乏正負兩方面作用的分析，在一 些重要歷史人物，如對曾國藩、林則徐、李鴻章等的評價，清朝的歷史地位的評價，道光以來的八大運動和歷史主線的論定等方面均出現過頗有可議的思想傾向。二是研究領域不均衡，有的領域研究過熱，有的則成為空白。因為政策和意識形態的作用，有的領 域成為學術研究的禁區，如一個時期內俄國侵華史之不能涉獵，有的領域成為學術研究的過熱點，如為強調階級鬥爭和農民戰爭，集中在太平天國、幾次農民起義、《紅樓夢》歷史背景等方面，而在廣泛的領域或無人問津，如對於社會各階層，只留心於兩極， 而忽略中間階層的考察；或始有而中斷，如清代制度史、清代社會史的研究。偏頗的出現，與50∼70年代的政治狀況，關係甚為密切。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與反右運動令知識份子失去獨立思考與獨立研究之可能，自覺地去適應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助長了研究方向的某種不恰當和研究領域的不均衡狀況。


固然，政治對於學術研究有著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承認它的積極因素的那一方面，並不是為了讚揚它，歡迎它，只是認識到這種事實而已，並以此知道純學術研究是不可能的。其實事情的關鍵是如何排除政治對學術研究的干擾，讓學術研究真正成為學人的事 業，能夠獨立自主地健康地進行，尋覓對人類社會發展有益的經驗及建議，得出符合曆史實際的學術結論。要而言之，“史學研究，排除政治干擾，獨立思考，實事求是，以 歷史經驗的總結服務於社會”，應當是歷史學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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