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 记忆中的“票证社会”

　　我是个从那个社会走过来的人，大部分人生在北京度过。当我上六年级时，开始了“大跃进”；我在上初中时，正是饥饿的年代；上高中时，平心而论，物质生活还是不错的，那是1962-1964年；大学二年级时，便开始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有记忆，每当看到一些不实的文章时，我能够根据亲身的经验来判断。
　　那么，改革前的社会，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改革前的年代，毫无疑问，在相当多的时间里，多数人们的生活，是比较困难。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种困难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市场改革”吗？这需要证明。
　　　　我个人的感觉，对于多数人来说，建国初期的生活是改善了的。一是农民得到了土地，二是城市的工厂里进行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工资改革等。那时的人民突然感到了精神解放，因而生产情绪高涨，仅仅3年时间，各种生产情况都达到了战前最好水平。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很快，就开始出问题了。由于“大跃进”的政策，事实与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工业和农业一起陷入空前的困难。我的记忆中，从这时开始，出现了较多的票证。
　　　　其实，就票证来说，最基本的，较严格地执行的，只有粮票和布票两种。这两种票，时间也最长久。据悉，苏联是在它“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近结束时，取消了这两种票证。但在我国，从“一五”时期开始了这两种票证，一直到了80年代，比苏联的粮票布票存在的时间长。我很奇怪，我们总说，苏联是由于不重视轻工业，所以人民生活用品供应困难，但是，它30年代代初取消布票后，连战争时期都没有再恢复过。我国布票存在的时间，比苏联长得多了，在没有卫国战争的情况下，也起码长了十多年。
　　　　粮票也是个基本的票子。它几乎永远和钱包呆在一起，比布票的使用要频繁得多了。买粮食回家，固然要用粮票（或粮本）；就是在街上吃饭、卖烧饼、买糕点等也都要付粮票。
　　　　我上初中时，由于身高缘故，被评为36斤定量。后来困难时期到了，减为34斤，我父母则由30斤减至27斤和26斤，而姐妹大约都维持了29、30斤。困难时期，由于几乎没什么副食品，没有肉，也缺少蔬菜，所以总是感到饥饿。那时候，买白薯也是要粮票的，不过1斤粗粮票可以买5斤。至于细粮，每个月大约6斤米；还有就是面粉了（八一粉），20来斤；粗粮票好像是6-10斤，主要是棒子面。粗粮票可以买糕点，若在街上饭馆里吃饭，也通常是付粗粮票。所以，家里吃窝头的情况很少，吃棒子粥的情况较多，一般是把菜和萝卜等都煮在里面，煮一大锅。吃完几大碗后，没几分钟就得频繁地去上厕所了。
　　　　中国那时确实是一个票证社会。有人讲到很多种票，例如油票、肉票、点心票、糖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工业卷……。
　　　　是的，这些票都曾经有过，但在我的生活中，它们的存在都比较短暂。
　　　　我的回忆是：
　　　　油票是“粮油关系”（那时每个城市居民都有）的重要内容，不管多少，每个月都会打回来。在饭馆吃饭，是不用付油票的，所以，对它记忆较浅。好像每个月不一样，有时就不要了，它比粮票布票管理松些。
　　　　肉票，好像在北京很少有清楚记忆。困难时期几乎没肉，后来有点肉票，若是买肉罐头，就可以多买点。但很快就不要肉票了。我记得1963年以后北京没有怎么凭票购肉。有时候肉少，就听到居民说，外地人把北京的猪肉都买走了云云。我也以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大概外地还是要肉票吧。记得1970年底，我被分配到湖南的一个苗族自治县工作，路过北京住了10天，也上街买过猪肉，排队约五六个人，我听到前面有人说“现在外地人又到北京使劲买猪肉了，把北京的猪肉都买走了”。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外地人了，便对她说：“那，你们北京的猪，还不是我们外地人给你们赶来的？”
　　　　（约1972-1975年，我到南昌去探亲，发现那里仍然要肉票的。如何供应的？我也不知道。文革中，我听说沈阳的陈锡联被称作“陈三两”，因为在他统治下，沈阳人每月供应三两油、三两肉、三两糖什么的。）
　　　　点心票，完全是困难时期的产物。在困难后期，出现了高级点心高级糖，都是5块多钱一斤。凭点心票的，则只要五六毛钱一斤。所以，点心票也蛮让人喜欢的。那时一般老百姓的工资，平均才40-50多块钱，大多买不起高级点心，高级点心是给民族资产阶级用的。领导干部挣一百多块钱，也买得起，但是也很少买，特别是家里孩子多的。我记得好像困难时期结束后，点心票就逐渐消失了，高级点心也很快消失了。这是在1963年之后，我感到生活已经相当不错了。当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觉得困难简直将遥遥无期，但居然很快就有吃的东西了，那是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治理经济的年代里。当然，衣服总体上还是破破烂烂的，那时在街上穿完全没有补丁衣服的学生，也是很少见的。但有时我的汗衫过于破了，有一次上课，一个坐在我背后的同学数了数，有一百多个洞，布满了脊背。
　　　　糖票存在的时间很短，我对它没有记忆。
　　　　缝纫机票我有印象，但自行车票我没印象。我虽然也会裁会做，但没有关心过缝纫机。自行车，那时中学生也不容易有，在我们学校里，有自行车的同学总是令人羡慕。我总想，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辆自行车啊？后来，上大学了，就更没有可能买自行车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相当疯狂的1966年年底，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满街都是了。我们也不上课了，那时，我才跑到西单去买了一辆28自行车，是飞鸽牌的。当时没有要自行车票，约150-170元一辆，我的姐姐妹妹都各买了辆自行车，我的父母都没有因这件事批评我们。
　　　　（但是后来到了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了。我到南京工作，那时想买辆自行车可不容易。我看到满街都是“大桥牌”的，一打听，还是要票的。而我没有自行车票，没买成。）
　　　　工业券，好像更高级些，可以买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时间长了，我家里攒了一大堆工业券。后来，80年代到了，它们都作废了，我不知道那些票子都扔到哪里去了。
　　
　　其实，票证社会并不是耻辱。那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岁月的见证，但普通老百姓那时的精神大都很饱满，助人为乐，遵守社会公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良好。当时绝没有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我认为，在社会财富相当匮乏的时候，使用大量票证，正是为了尽力使得人民的所得公平一些。东西少，大家尽量均匀地分一分，还是对的。当时没有听说任何官员贪污粮票肉票！如果社会财富又少，富豪又大量聚敛，穷人不是只有造反一条路吗？
　　　　1960年前后的问题是，由于坚持错误的三面红旗，使经济困难迟迟不能渡过，造成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这决不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而是一段极其沉痛的历史。1962年春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来指挥经济工作，使经济迅速好转，这也是历史事实。1963-1965年的市场供应比较丰富，物价也稳定，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
　　　　文革中，我们被从北京扫地出门，来到湖南邵阳。据说湖南没有怎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像上海，带头批经济主义、奖金挂帅，但从没有停发奖金）。在湖南，批判资本主义，但没有真的把农村副业彻底搞掉。于是70年代以后，我们工厂门前的马路上，有长约半公里的鸡鸭鱼肉蛋的“自由市场”的摊子，一个挨一个，猪肉很便宜，指哪切哪，约8毛多钱一斤。鸭子六毛多一斤，鹅也很便宜。鸡比较贵，但鸡蛋又比较便宜。当地还盛产茶油、无核蜜桔和无籽西瓜。所以，可以说当时的物质生活相当好。但是，周围各省，却都深受割资本主义尾巴之苦，大量的农民来湖南讨饭，有来自广东、广西、四川、湖北的，甚至还有北方的。那时讨饭的人，是有尊严的，我们必须给每位讨饭者人两分钱，他一般也不会多要。讨饭就是这样，“一家不够千家凑”么。有一次，有个人只给了一分钱，那位讨饭者生气地扔下了这一分钱，转身就走了。
　　　　他们每人身上，几乎都带着生产队或公社的证明信，很多都是年轻人。本来，他们是应该在农田里劳作，也应当有较好的生活的。
　　　　有时，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是不由得感到想“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