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追根溯源，“羊”字作为美、善、祥的组成部分，突出地反映了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羊，更包含了中国文明的丰富信息和发展脉络。
“羊”是象形文字，是羊的正面像。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贾湖先民就已经有了羊，可能是野生的，也可能已经是家畜了。距今7000年左右,养羊逐渐在畜牧业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其中甘、青一带尤为显著。炎帝姓姜，就与羊有关。生活与羊关系密切，才选羊作图腾。羊首人身就是“美”。《今晚报》曾有过“羊大为美”与“羊人为美”为主题的两篇美学论文。从字面上讲，这样的分析就与论《易》的分歧一样不可理喻。放到图腾的实际中，是“羊”这个图腾美——羊、美、羌、姜可以说是一个意义。以羊为神，当然向羊祈福。“善”字甲骨文是羊头下有一双眼，意为羊的目光温顺，所以羊成了善的象征。“美”体现了先民的审美情趣和对羊的感情，“羊”本来就是“祥”的本字，如古时“吉羊”就如说“吉祥”。为了明确分工，又造了“祥”字。在与祭祀有关的字中，“示”表义，取自供桌的形象。“羞”原意为“用手牵羊”，引申为美食，即“馐”的本字。“鲜”取自两种味美的动物，同时也都是炎帝族的图腾。羊是羌人的大图腾，鱼则是神农氏、彤鱼氏的小图腾。“群”取自羊喜欢聚集在一起的特点，“羊”表义，“君”表声兼表义，因为羊群跟头羊走。
美、姜、羌都是羊首人身，“大”是正立,“儿”是侧立，“女”指明了性别。图腾产生于母系社会，所以图腾像一半为图腾物一半为人时，人必定为女性。《史记》、《帝王世纪》记载的感生神话，是图腾观念的产物。五帝三代的始祖，明明有父亲，却在流传感生神话，不是他们故意编谎话，而是当时的人们心里本来就这样认为。图腾信仰到西周仍然存在，这时已是公认的文明时代了。可见图腾延续到文明时代是正常的。即使现在中外许多少数民族依然保存着图腾崇拜，并不奇怪。图腾在氏族内部是彼此认同的依据，在不同氏族间是互相区别的标志。不同氏族通婚，产生了复合图腾(如马身龙首—— 龙马)。在一个较大的部落(后来包括国家)里，王族有大图腾，下属氏族有小图腾。以牧羊为主的羌人，族名得自羊图腾像。“姜”姓也是图腾像，中原的羌人早已融入汉族，只剩下“姜”这个姓。而四川一带的羌人仍然保留了上古的文化形态，变化不大。甲骨文中以羊献祭，也以羌人献祭。中国文明起源地不止一处，以甘肃及其周边地区影响力最大。大地湾、老官台、仰韶等古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典型例证。这就是《易·系辞下》以伏羲、神农为中国文明之源的考古学证据。虎图腾的伏羲、西王母、穷奇等生活于羌人所在的黄河上中游一带，伏羲、炎帝都是羌人。仰韶文化的主人为羌人。“华夏”的概念适用于东周，但在仰韶文化时期羌人就是中国文明最活跃的主角。从这个思路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藏语与汉语同源了。羌族、藏族文化相似，尤其语言、建筑、习俗共性多，是来自同一个源头——羌人。大地湾被有的学者看作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有道理。根据文化面貌，蜀地羌人分为早晚两支。从天水一带南下入蜀的是早期羌人，比较原始；夏王朝伐有缗氏，有缗氏入蜀，为夏代夏文化的传播者，有相对发达的文化。黄帝与蜀的关系是炎黄联盟的表现。
羊图腾的最佳示例为“高阳氏”。《史记·五帝本纪》认为颛顼与高阳为同一人。正如炎帝不止神农氏一位，高阳也不止一位，颛顼与高阳被后人混为一谈，是由于他们有某种联系，或许有重合身份。《楚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远游》：“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楚人为高阳后裔，高阳距当时已很久远，难以细究，所以说“焉所程”。颛顼则晚近一些，故能“从”之。“高阳”的图腾为羊在高上，即羊图腾的人登“高”——平顶金字塔(犹后世登极为帝王)。“颛顼”的图腾为山下正立人形与干戈的复合。同一人不可能有两个同等地位的图腾，可证高阳不等同于颛顼。《山海经》说：“有氐人之国，炎帝子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谓鱼妇……”化为鱼，正为神农的图腾，可知颛顼为羌人。黄帝之妻、儿媳都是蜀人。其子青阳、昌意长于蜀，与蜀人密切相关。
《山海经·五藏山经》详细记载了羊图腾的分布。商周金文仍有羊族徽。对照考古发现，我们一定能够据此把握羌人的迁徙、演化，弄清中国古史的基本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