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港澳辦中聯辦如何解放思想？
信報財經新聞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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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中聯辦如何解放思想？
聽說港澳辦、中聯辦快要換人了。和任何組織的重要人事變動一樣，可以是換了等於沒換，遊戲規則照舊、組織文化不變，也可以是新人新觀念，從價值取向到方法範式都不一樣，故關鍵不在於換不換人，而在於換不換腦袋。黨最近號召七千萬黨員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大家換換腦袋之意，不一定要換人；當然，如果「老狗學不了新把戲」，那還是要把人換掉的。筆者最有興趣探討的問題，不是廖暉走不走，也不是到底李剛要不要替下陳佐洱，而是兩辦的人思想要不要解放、怎麼解放、解放之後的「香港工作」又會是怎樣一個新局面。
毫無疑問，撇開派系問題，兩辦的工作，胡溫不會完全滿意。回歸之後，最大的失誤，當然是零三年那次沒能正確「預報地震」，儘管震前先兆多得數不清。有人會認為那是因為回歸前後，「大新華」人事重組成為中聯辦，本地左派最終全被不諳港情的京人取代，自然觸摸不到港人脈搏；但這個看法片面，因為不只中聯辦的京人，就是特區政府董建華、董建華手下中央政策組諸港人，也是「劫後餘生」，才恍然有所悟。是一個腦袋問題，非關京人、港人之別。餘震過後，中央要了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並不滿足於聽兩辦的報告，而是派了欽差下來，由另類人士穿針引線打探民情。（兩辦看在眼裏，不是味道，遂有後來與欽差訪談對象打的招呼：拜託拜託，以後勿信什麼另類管道，有話就對西環說說便是；然後一招回馬槍，欽差鎯鐺下獄，公檢法系統乃江家天下故也。） 如何就「香港工作」解放思想，解放之後香港的政治局面將是什麼景象，筆者估計，不只兩辦未曾想過，中央亦未必有暇顧及；筆者不辭冒昧，就兩辦以至整個香港當權派應如何解放思想，提出三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擺脫革命意識，去除仇恨心態。香港政治劣質化，主要由於一直以來黨內對香港工作存在極左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很自然地以搞革命的心態把香港人分成敵我兩類，分別對待（反映在特區政府內，則成為「親疏有別」）。改革開放之後，極左觀點在國內逐漸減弱，也許是舉國上下忙着搞經濟，沒空搞政治鬥爭之故，但這種思想在「香港工作」中，並未退潮。廖承志用來鬥爭、統戰國民黨那一套，廖暉還是沿用；本地左派六十年代思維，今天也一點未變，所不同者，只是它的二分法，不再把工人和資本家、港英當局和香港同胞看成敵我矛盾的兩極；代之而興的，是以對政權認同與否劃線，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以對待政權某些行為（如六．四鎮壓）的態度劃線，然後以仇恨心態對待被置在對立面的所有人。仇恨是革命過程中的變態，但社會不能長期以此為基礎，革命之後，要盡快回復常態，代之以包容，否則對社會禍害很大，新中國頭三十年經驗便是最好說明。做「香港工作」的人，必須把自己從這種仇恨心態中解放出來。
（二）拋棄極左思想方法對人、對事的「定性」。定性是化學術語，用來對付人，是認為人可以像化學物品一樣，定性為某種元素或化合物。這當然是偽科學，因為人比物質複雜千百萬倍，豈能開開會、「想當然耳」一番，便將之定性？政治定性是與仇恨分不開的；某某一旦被定性為敵人，或者某件事被定性為敵對事件，則仇恨便灌注在這些人或事上；現階段的定性標籤，是「亂港反中」。過去，把資本家定性為階級敵人，顯然錯了，糾正這個「顛撲不滅的真理」，共產黨人花了一百五十年，兩辦現卻在香港重施故技，證明思想還未擺脫原來那一套，故此點亦亟需解放。
（三）尊重不同愛國內涵，告別愛國壟斷。在任何現代化國家，「愛國」是一個最大公約數，政客可以互相攻訐，可以正負面攻擊，但就是不能罵對方不愛國，因為人們明白、容許愛國有不同方式和內涵。在革命鬥爭意識未退潮的非常態地方，愛國具強烈排斥性；本應是最大公約數的概念，卻變成分裂社會的大纛。必須明白，人的背景和經驗不同，對愛國的理解也不一樣；比方說，在加拿大東部各省，還有掛英國旗、不承認加拿大是獨立國的所謂皇室派（Royalists），但他們與掛楓葉旗的人相安無事，彼此以禮相待；又比方說，筆者十分尊重「維園阿伯」，因為每一個「阿伯」，必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被港英警察踢檔、看見美國水兵在灣仔的行徑等），而他們的愛國方式，就是那些經歷的條件反射。同理，我們也應尊重在中西文化、殖民文化、親共意識、反共意識中長大的人的愛國複雜性和正當性。不承認這點，思想也是沒有解放。
做到此三點，兩辦的思想解放了，香港的政治氣氛和面貌就會大不一樣；政治不會無謂兩極化，政客互相攻擊撻伐謾罵的場面會大大減少，政治爭拗為政策爭議取代，後殖民時代的社會正常化才有機會開始。能否達此境界，端視兩辦有沒有新思維。如果兩辦的所謂對香港愛國工作更大力支持，意思只不過是換兩個更「牛」的領導、多給三幾千萬元的活動經費以加強對在野派打擊的能力、幫助當權派多取幾個議席，則是行為的加倍極左、思想的加倍僵化而已，與思想解放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