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寝的民主新衣

帝王陵寝的民主新衣
    迩来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争议不断，近日又演变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挟局部民意，指挥辖下警察武装，以法令为武器，短兵相接的攻防。笔者认为，冲突的起源是前届内阁对中正纪念堂的帝王陵寝性质认识不足，以致改名处置失措。而台北市保护“古迹”虽于法有据，但对该堂的性质也不甚了了；而后续的凯达格兰大道加注为“反贪腐民主广场”，则是效颦中央的斗法逻辑，没有建设性，徒增纷乱。

    纠纷还要从对中正纪念堂拟似帝陵的格局说起。

    首先，中正纪念堂之所以成为国内外观光行程的一大特色，是因为它是台湾唯一的一座拟似中国帝王陵寝规格兴建的建筑。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建筑，讲究中轴线设计、入口与神路（中轴线通往飨殿的路）和左右宫庙殿宇的对称。中正纪念堂中轴线前端就是“大中至正门”。五门六柱十三间的大牌楼，是帝王陵寝或京师宫殿独占性的政治符号，提醒来者应敬天尊君。即便南京中山陵之设计，也知道使用三门四柱“博爱坊”，以免“踰制”。中正纪念堂之规制，确实非同一般。

    再请看中正纪念堂“神路”两侧的国家剧院与音乐厅。它们近似紫禁城太和殿的设计，又扮演着帝陵东西配殿的角色。中路后端主体部分，结合帝王祭天的天坛，和陵墓主体封土上的方城明楼两种语汇，隐约是蒋前总统中正的纪念飨殿（古称棱恩殿）。另一个帝陵隐喻的符号，是中正纪念堂四周的围墙和角楼。此一类似帝陵的建物，宗法礼制之谨严，不输明清两朝帝王们的吉壤。

    正因此仿古的建筑结构，除非将本堂、围墙、大牌楼等主要皇陵符号拆除，该堂这一总体布局，并非“改名”、“关门”、“遮牌”等枝节动作所能撼动。若将封建帝王规格的大牌楼写上“民主广场”，则好比中共将供奉满清历代皇考的太庙，改称“劳动人民文化宫”，劳动人民何喜之有？只见当政者的权力傲慢而已。

    其实，台湾从未实行君主制度，却难得有一神似帝陵的建筑，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观光、历史和教育价值。但恰是其内涵之丰富，却正好不与“纪念民主”合榫。何况“纪念堂”一般是悼念死者或已经过去的事件，此以华文语境尤然。民主在台湾是现在进形式，不是完成式。冒大不讳予以“纪念”，实值商榷。

    此外，有关命名程序的争议，言者已多。其关键是，光耀民主自应行不由径，开中门、走正路，而非关门密议，突袭游击。前届阁议，法制程序远未完备，民主衔牌竟成为全民猜谜，此岂是光耀民主之大道？如此唐突民主法治，设想他日若阁议废除总统府组织法，另以院会缮就“总统室组织规程”，不待国会可否，即抢先于某处挂牌开张，可乎？

    中正纪念堂的民主意义，其实是提醒人们反省历史上的君主制。要光耀民主，宜速觅新处，重新征图并经公民审议。前届阁议唐突法制，为帝陵穿民主新衣，企图树立民主“新道统”，本是多此一举，反倒使全民少了一个史鉴君王、游戏创意、颠覆蒋公“旧道统”的空间。

    不想台北市却也跟着玩起了道统游击战、运动战，凯道加注新名之举，使善于选战之士窃笑正中其下怀，为日后总统选举又添了话题火药，最大程度消耗支持者的脑汁和口水，再无余力反省环评教改、农渔困境、劳工待遇、产业竞争力、第三党创建与两岸僵局。

    其实政院与北市的设想并非积不兼容，例如修法改提“总统文物馆”，赋予典展民主化前后台湾最高统治者文物职责，则一来可达威权符号转型之目标，将严前总统、蒋经国前总统的文物，以及李前总统、陈总统等人推行本土化民主化之史迹纳入。甚至历任日治时期总督、台湾民主国领导人、清领时期台湾诸巡抚知府、荷郑时期治台将领文物，也可海纳百川。

    例如对岸南京“总统府”地名不改，收纳太平天国、两江总督、民国总统等三文物馆室，即是一个类似的加法逻辑。如此处置，既无损古迹，又有助丰富台湾历史风貌，则中正纪念堂堂匾与牌楼文字，仍可如同前清“太和殿”般保存。此一“进步、共生”的思维，值得政院、北市考虑。（作者 张登及 为英国雪菲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