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忘左禍 總書記也有冤　何來黨內民主- 丁望

原載　信報2006.6.28　評論版〈思維漫步〉專欄　14頁

　　7月1日，中共中央將慶祝建黨85周年。胡錦濤最近要求黨員“學習黨章”，卻未明示“學習”的內涵，給人“無厘頭”之感。各地空喊口號“學習黨章”，幾天後便無聲無息。

　　中共八二黨章的著墨點之一，是禁止個人崇拜和實行黨內民主。中共建黨以來，個人崇拜、家長制和宗派主義的禍害深重；在此“三害”之下，黨內民主只是虛擬的美麗景觀。

　　即使是在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時期，先後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也蒙冤。如《詩經．十月之交》云：“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沒有罪過，讒言囂張而遭誣害，失勢的總書記也無說理之處，普通老百姓自更是有冤難伸。

　　罪與非罪　按照家長意志

　　執政黨能否實現黨內民主，在於有無法治的基礎。法治的要素，是建立保障民眾基本人權、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法律體系和制度；政府和執政黨受國家法律的約束、依法行事，並促進民眾福祉和社會、政治的文明；在司法獨立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罪與非罪，由司法裁決而非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

　　中共“黨內民主”之成為空話，就在於執政黨和社會都在真正的法治軌道之外。執政黨幹部的罪與非罪，往往不是依據國家法律或黨章，經過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決定於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

　　1959年彭德懷、張聞天等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968年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都是毛澤東誣陷的罪名，沒有任何事實根據，更沒有任何司法程序。

　　五四憲法3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未經人大或常委會許可不受逮捕；89條規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但是，具人大身份的彭德懷、劉少奇等，均未經法定程序而被捕並被折磨致死。

　　在文革結束後，罪與非罪的裁定仍無程序公正和合法性可言。1987年初，17人的所謂“黨內民主生活會”把胡耀邦“批臭”轟下台，稍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以趙紫陽替代胡的總書記職務，而“一致通過”決議的竟有非中央委員的中顧委委員。按照中共黨章規定，只有中共中央全會可決定總書記職務。

　　這次會議裁定胡耀邦違背集體領導原則，也不符事實。據政治局、書記處成員胡啟立和田紀雲的回憶錄，胡任總書記時的重大決定，均經書記處集體討論。至於彭真指責胡耀邦未“徹頭徹尾”堅持四項原則，更是無中生有。四項原則之一，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總書記會反對“堅持共產黨領導”嗎？

　　在胡之後，趙紫陽於1989年6月下台時，竟被指為支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和分裂黨。

　　中共的總書記支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是極為嚴重的指控，在一個法治的社會，必須經過法定的訴訟程序，由獨立司法的法院去裁定。而趙紫陽的罪名，卻是由一小撮誣陷者和大家長強加，受害者並無申訴的途徑；罪名一加，受害人便長期被軟禁，八二憲法37條規定的人身自由權，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所謂分裂黨，只是趙紫陽在中共高層會議上表達自己的意見，其意見即使不符家長意志或與得勢者相左，都不應該羅織罪名，這是中共黨章第4條規定的權利。

　　剝奪權利　總書記也要哭

　　黨內民主之虛擬化、冤案之不斷發生，還在於被誣陷者的會議出席權、申訴權被剝奪。

　　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清算，稍後被撤除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職務，中共中委和政治局委員之銜還保留，但他並不能出席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1966年5月，毛澤東下令清算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陸定一，不准他參加政治局會議。據前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回憶錄，當時，陸定一已到會場外等候入場開會，李富春、李雪峰奉命通知他不要出席會議時，怪難為情的。他們之難為情，是剝奪出席權違背黨章。

　　1989年5、6月，趙紫陽也不得出席政治局會議。

　　中共黨章第4條規定，黨員可向上級直到中共中央申訴，但胡耀邦、趙紫陽失去總書記後就沒有申訴權，或申訴不受理。總書記一旦失勢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基本人權更難獲保障。

　　胡耀邦在17人會議後，當著眾人號啕大哭，趙紫陽對著審查小組負責人王任重也痛哭一場。當過省委第一書記、總書記的人，見慣了“暴風驟雨”式的黨內鬥爭，原是“有淚不輕彈”，但都忍不住。太冤屈了，放聲大哭，無語問蒼天。

　　毋忘左禍　汲取歷史教訓

　　會議出席權和申訴權的喪失，暴露了家長制、個人專權的弊端，黨章對大家長或得勢的一派缺乏有效約束力。

　　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馮文彬，論及改革政治制度時說：“家長制的領導，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搞一言堂，獨斷專行。在家長制領導之下，阿諛奉承、趨炎附勢之風滋長起來，甚至下級對上級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君臣關係、貓鼠關係，使革命隊伍受到嚴重的腐蝕。”消除家長制的制度構建，無疑是實現黨內民主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