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剛﹕解決中共政權是否港台的責任？
【明報專訊】對於「六四」事件20周年，香港各傳媒都可以自由報道，一國兩制的安排，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用來「存異」，所以對這些悼念活動，也不會予以禁止。而有關的傳媒報道，亦可以如常進行。
但傳媒在報道時，必須先搞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們的責任是如實報道，還是投入運動之中，充當政治動員的角色去推波助瀾，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香港的傳媒必須搞清楚。
一部分有預定政治立場的媒體，可以毫不避嫌地介入活動，甚至可以「心中有數」，對某一些活動，如「六四」或「七一」遊行和集會，以某個參與人數為目標，事前用上相當的版位作宣傳，以達到催谷人數的目的，如果把這些以政治動員為目的新聞換成廣告來計算，其宣傳費用是千萬之數。這其實和政黨政團的政治活動毫無分別，也超越了所謂新聞運作的範圍。
當然，香港不會有新聞法庭去作出什麼是新聞採訪報道，什麼是政治動員的區別，而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但作為社會輿論，我們必須明白兩者的分別，而不要混為一談，去把政治動員等同新聞報道，甚至把不參與政治動員打為不堅持新聞自由，又或者自己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而實際上去搞政治動員的勾當，反而去指摘不參與政治動員的人士是不堅持新聞自由。
不如讓廣播處長當上總編輯的責任
至於香港電台在6月4日播出的《議事論事》，就不止是把新聞報道結合政治動員，更開腔否定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把東歐的變天來作為中國的對比，李小薇的旁白，是慨嘆當年的學生運動沒有推翻中國共產黨，以東歐的經驗，大約需要30多年就可以大功告成。89年「六四」作為一個起點，中國人民就要再堅持下去。言下之意，中國共產黨政權大概還有10多年的壽命。搞政治動員，最終還要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執政黨的頭上來。
在一國兩制下，能否容納有人反共，答案當然是可以。而事實上，一些雜誌和報章其實每天都在反共。法輪功以宗教為名，但每次公開行動都是反共，每隔若干時候的周六，香港警方就劃出兩條行車線，讓他們由灣仔反共到中環。但問題是反共是不是香港電台的既定立場？解決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不是香港電台的責任？香港納稅人給香港電台的資源，是不是要用到這些反共的運動之上？
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其節目內容，尤其是涉及政治敏感的問題，一直都是頗受人爭議。對於過往發生的問題，香港電台都沒有作出全面檢討，香港電台應採取什麼政策和立場，而只是強調編採自由。
這個編輯自主的安排，只是制度上必然要作出的安排，對於編採的最後判斷，總要有人負責，與其把這判斷責任無休止地往政府上層推，不如劃出一條界線，讓廣播處長當上總編輯的責任，這既是政府的授權，同樣廣播處長也要對適當運用總編輯的權力而負上責任。這是有權有責的安排，而不是港台 內部可以為所欲為的免死金牌。
正如前述，一國兩制下是可以容納有人反共，但當反共到達某一個臨界點時，那就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面對「六四」這個既複雜、又敏感的事件，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動作就可以解決得了。
在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此逐漸明白，所以才以「留待歷史解決」的態度，先關注香港本土的重要問題。但香港電台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導致「六四」悲劇的其中一項主因，打倒中國共產黨再端上枱面，並期以東歐的歷史再在中國重演，這是否合乎香港的整體利益，又是不是符合中國13億人的利益。
作者張志剛生於香港,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是香港著名的時事評論員、時政專欄作家；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並且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現任香港發展論壇總幹事，他的文章觀點主要代表一種特別的香港“新左派”（親北京，非國際上對左右的理解)風格，對於新的改革進程多帶有保守的估量，而文章也常見於香港《亞洲周刊》。曾著有《悲劇，悲香港》及《風雨聲中》等書籍。現時多在ATV《你有理講》作嘉賓。
(明報)2009年6月16日 |
張志剛在香港處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年代能夠勇於抒發己見,充份肯定了香港在中共統治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得能夠有效管治香港。
香港電台的問題﹐早已有之﹐曾蔭權等領導班子應該盡快就愛國愛港的意見加以重視﹐並迅速處理。
我們應該高度評價､讚許張志剛的文章
並且深入討論
為建立和諧社會作偉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