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繼位，使允禩等人所擁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夢成空，他們做為新帝的反對派，受到皇權的制約和打擊。雍正帝在秘密建儲中以弘曆為儲嗣，弘時繼承皇位的可能性永遠喪失。自身利益受到損害這一共同原因，使弘時與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並對雍正帝產生極大不滿。從實質上看，雍正帝與弘時的矛盾，具有維護或削弱皇權的性質，隨著弘時與其父關係的惡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權的對立面，為皇權所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繼位後與弘時之間矛盾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徵，從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儲之舉以及雍正帝對允禩等人的打擊逐步升級，對於他與弘時關係所產生的影響。
雍正帝繼位初始，對弘時尚懷有父子之情，為其擇師一事，頗費心思。元年（1723）冬，56歲的安慶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見，授翰林院編修，“命在三阿哥書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蘇寶應，自幼師從叔父王式丹，“刻厲篤志，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16]雍正帝特從千里之外，找來一位惟謹惟慎，具有濃厚封建正統思想的宿儒，專門輔導弘時的學習，用心可謂良苦。這說明他對弘時尚抱有一定希望，認為後者或許能夠在師傅的言傳身教下，有所長進，改弦更張，使父子關係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遠被雍正帝選做弘曆與弘晝的師傅之一。[17]史載，王懋竑上任後，與蔡世遠“同侍內廷，卯入酉出，敬謹奔走”。看來，雍正帝繼位後，即闔家遷入紫禁城皇宮，弘時雖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宮內，並未分府另居。[18]雍正帝所稱弘時“斷不可留于宮庭，”即指此而言。
清宮每年歲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頒賜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帝“命書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親詣養心殿”。適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書房，不得與賜，而蔡公獨得之。次日，三阿哥言當請賜”，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請”，與張廷玉（時任戶部尚書）相商，張廷玉對他的態度深表讚賞。[19]這件事中，弘時的率直性格與王懋竑的謹小慎微作風，都表露無遺。弘時的“奉差”則表明，此時雍正帝與弘時的關係尚未破裂。
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喪還鄉，雍正帝令其“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滿”。說明在他看來，王懋竑對弘時的規勸與教育，是無人能夠替代的。是年冬暮，有從京師至江南辦事的官員見到王懋竑，“促來春進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屬望之意。” [20]足見弘時對師傅王懋竑頗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時的情況還屬正常。
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間，王懋竑扶病返京，但“養屙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後休致歸裏。[21]有關史籍記述他返京後的情況時，都隻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時這時已出事，雍正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當發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養屙與休致，同他為避禍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許也有一定內在聯繫。
促使雍正帝與弘時關係急劇惡化的具體原因與過程，已無考，但看來與清除反對派的進程，息息相關。雍正帝清除反對派的鬥爭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翌年二月後，因“三年服闕”，雍正帝不再有所顧忌，打擊力度隨之加大。所以，雍正三年（1725年）春夏之交，弘時因儲位落空而與皇父的矛盾迅速激化之際，也恰是雍正帝清除反對派的鬥爭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正是在此期間，弘時的立場完全轉向允禩等人，同雍正帝的關係徹底破裂，按照他的稟性，甚至還可能公開表示對允禩等人的同情，以及對雍正帝的非議。這自然需要極大的勇氣，而允禩等人也會以各種方式，予以拉攏。弘時在受到被逐出宮、勒令為允禩之子的嚴懲後，並未退縮，依然故我。因此，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將允禩、允禟等人從玉牒除名僅僅一個月後，對弘時也予以同樣懲處。
三年（1725年）春夏之間，雍正帝公開表示與弘時父子之情已絕，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這不僅是為“教導”其他皇子，更重要的是為了警告仍“以允禩為屈抑”[22]的諸王大臣們，“使知儆戒”。
弘時被除宗籍，交與允祹“養瞻”後，其心情與處境皆可想見。僅僅挨過一年半，24歲的弘時便鬱鬱而終，也是不難預料之事。
弘時事件，不僅是雍正帝個人家庭生活中的一幕悲劇，而且是那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滿族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的產物。雍正帝在清除反對派的鬥爭中株連甚眾，打擊面過寬，以致遭到眾多皇室、貴族成員及朝臣們的抵制與暗中指責。這一不滿情緒與輿論勢頭之大，甚至衝擊到雍正帝本人的家庭，連其親子也加入反對派營壘，站到了他的對立面。雍正帝對弘時的嚴懲，只是可以洩憤于一時，卻無法改變他在清朝最高統治集團中的孤立處境。乾隆帝繼位後，立即著手解決宗室成員所受懲處問題，釋放允禵等人，恢復弘時的宗籍，並輔以其他一系列糾偏措施。這固然是為了促進宗室內部團結，以鞏固統治，但也間接表明，即使是雍正帝所選定的嗣皇帝，對於他的有關做法，同樣懷有異議，只是隱而不露罷了。
弘時事件發生在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由嫡長子皇位繼承制向秘密建儲制嬗變的轉型時期，是兩種皇位繼承模式交叉碰撞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弘時對儲位的希冀，表明嫡長子皇位繼承制中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觀念，對他已有較深影響，使之不自覺地以此做為要求雍正帝立己為嗣的根據。他在價值觀等方面，同清朝入關初期的皇子（如順治帝之子，實際為皇長子的福全以及康熙帝長子允禔）相比較，已有明顯不同，受到漢文化薰陶而留下的印記，在他身上更為突出。
秘密建儲的實施，並不能完全消除皇子對儲位的希冀，更無從根絕他們的權力欲望。弘時在雍正初年政治風雲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生動實例，清朝其後的歷史，也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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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3，《皇子》。
[2]孟森：《海甯陳家》，《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326頁。
[3]金承藝：《關於清世宗皇三子弘時——看一代帝王的家庭悲劇》，臺灣《故宮季刊》第15卷，第2期。
[4]《清高宗實錄》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己醜。
[5]故宮博物院（臺北）：《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6輯，第291頁。
[6]弘旺：《皇清通志綱要》卷4。
[7]轉引自《愛新覺羅宗譜》甲冊，第200頁。
[8]《清史稿》卷216，《列傳》3，《諸王》2，《廣略貝勒褚英》。
[9]《清聖祖實錄》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庚寅。
[10]允祉的一件滿文奏摺中寫道：“主子昨日降旨所言，甚屬明白。諭曰：‘允禩之罪，實若當殺，眾人奏請與朕，朕即決斷。因事關重大，爾等須各陳所思，如若並不盡表忠心，乃是為臣之人悖理不忠之處。欽此’”。可是，當允祉等人稟照其意議定允禩死罪時，雍正帝又不願擔負屠弟之名，因而稱此並非己意。於是允祉奏曰：“今將殺允禩之過落於我身，我情願承受。”不料雍正帝閱後大為惱火，在給允祉的朱批中再次為己辨解：“允禩之心及其所行，皇考之神靈與上蒼早已睿鑒。或殺或養，朕並未降諭，朕亦並無一定要殺或一定寬免之念。朕又豈有靠著阿哥你的名字殺弟之理？……”足見，雍正帝欲置允禩於死地的意圖，眾臣無不知曉。此件奏摺無年月，根據內容分析，大約寫于雍正四年（1726年）年初。
[11]《清史稿》卷 165，《表》5，《皇子世表》5 ，《世宗系》；卷220，《列傳》7，《諸王》6。
[12]《清世宗實錄》卷10，雍正元年八月甲子。
[13]《愛新覺羅宗譜》甲冊，第200頁。
[14]《清世宗實錄》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己醜。
[15]《清世宗實錄》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癸醜。
[16]《清史列傳》卷67，《儒林傳上》2，《王懋竑》。
[17]參見弘曆：《樂善堂全集定本》，《序》，載《清高宗（乾隆）禦制詩文全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冊，第45—46頁。
[18]據《清高宗實錄》卷2，雍正十三年九月丙午條載：“又諭，和親王（弘晝）向在宮內居住，今梓宮奉移之後，和親王福晉可擇日暫移擷芳殿，俟和親王府第定議時，再行移居。”可見，雍正帝在位13年期間，即使是已完婚的皇子，仍舊住在皇宮內，弘時獲罪前亦無例外。
[19]王箴聽：《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載《清代碑傳全集》上冊，第251—254頁。
[20]王箴聽：《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載《清代碑傳全集》上冊，第251——254頁。
[21]王箴聽：《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予中王公行狀》，載《清代碑傳全集》上冊，第251——254頁。
[22]《清世宗實錄》卷31，雍正三年四月癸未。
節選自《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第五章第一節（象牙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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