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
中國學術腐敗的根究竟在哪？
12月27日《南方都市報》載，復旦大學師生剽竊案還未塵埃落定，北京大學也出現同樣問題。12月19日，北大BBS上出現了一封耶魯大學生物學教授StephenStearns寫給選修其課程的學生的信。信中稱，從學生到老師，剽竊學術成果的行為普遍存在。從教幾十年的StephenStearns稱，在美國和歐洲，學生剽竊現象偶爾發生，遠遠沒有中國那麼普遍。他認為，學術剽竊成風，根在懲罰不嚴厲。
凡對中國的學術圈有一點了解的人，恐怕誰也不會否認StephenStearns教授所說的“剽竊學術成果現象中國最普遍”確實是事實。但StephenStearns教授認為中國學術剽竊成風的根源在於“懲罰不嚴厲”，卻是錯了——或許，在歐美國家確是如此，可在中國卻未必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學術抄襲的罪魁禍首乃是中國的學術評審體制以及行政部門對於學術的過分的干預。眾所週知，在中國，小到大學生畢業，大到大學教師評教授和大學的等級評估，知識分子的利益和前程都與發表論文的數量以及論文發表所在學報的聲望與等級密切相關。可論文的寫作卻是一項十分艱辛的勞動，每一篇有價值的論文都必須經過“感而思，思而積，積而滿，滿而作”這一漫長的醞釀過程，絕非一時可成就。對於一般的大學教授，一年若能寫出一兩篇原創性的、有價值的論文，已經是非常了不得了，因為在前人的輝煌成就面前，要做出那怕有一點點有新意的發現，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兒。而對於普通的大學本科生，四年的時間能學會做學問的入門功夫己經很不錯了。可在我國所有的高校，大學生畢業都要求提交學位論文，而碩士及博士研究生都得在一定等級的學術期刊發表一定數量論文才能畢業，至於大學教師，每年一般也都有發表論文的任務；高校以外的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員工，若是想評中級以上的職稱，在工資上提高一個比較大的檔次，還得要發表論文。原創性的論文很難寫，教育及學術評審體制將論文的發表與否與個體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鉤，造成了社會對論文發表的需求量很大而能發表論文的期刊卻又有限，在這幾種因素的合力推動下，中國的學術要想不腐敗，恐怕也很難呀——如馬克思所言，“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知識分子也是凡人，在這種學術與社會語境下，即便對學術腐敗的懲罰再嚴厲，也會源源不斷地有人為了追逐個人的“利潤”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學術圈便異化成了“名利場”。
很顯然，中國的學術腐敗是一種制度性腐敗——這種體制一方面“逼良為娼”，一方面“誘良為娼”，客觀上的效果是在鼓勵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其結果結果是生產了一大批無異於文字垃圾的粗製濫造的論文，養肥了一大批學術刊物的編輯，造就了一種虛假的“學術繁榮”和一大批徒有虛名的“教授”與“博導”，甚至一些沽名釣譽的“學霸”與“學閥”，造成了社會財富與學術資源的極大浪費，而那些治學嚴謹的、有學術良知的真正的學者卻被邊緣化或被排斥在學術界和體制之外。
找到了中國學術腐敗的病因，治病的藥方也就暗含在其中了。其一、減少腐敗的動機。對於目前的學術體制進行重新設計，減少對學術的行政介入，盡可能使論文的發表與否與個人的切身利益脫鉤，使腐敗者覺得無利可圖或“油水”不大，而真正有良知的學者也可在沒有現實壓力的情境中追求自己的學術自由；其二、增加腐敗成本。加大對於學術腐敗的打擊力度，使腐敗行為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三、建立基於以上兩種措施之上的道德自律——因為與利益和懲罰相比，道德顯得脆弱不堪，只能作為治病救人的一種輔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