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 朝战期间苏驻华军事顾问知多少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至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朝鲜战争期间，最早来的一批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六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至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苏联顾问在空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估计不会超过海军系统。那么，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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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名。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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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订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三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三个月；对于一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五和第十一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米格－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三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六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到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四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六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六个月和一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一名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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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
  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了空军陆战第一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七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全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四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十名教官和两艘潜艇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四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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