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以上分析，我認為責備維新派和光緒的太怯懦，步子邁得太小，或是說操之過急，步子邁得太快，兩種說法都有偏頗之處。關鍵是他們沒有掌握軍政實權，在懋勤殿建議被否決後，光緒感到"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試問又怎能不怯懦呢？至於說實施懋勤殿之類的建議，"條件並不具備"，何時才具備，有此可能嗎？因為慈禧有她的既定方針，維新變法不超過作為洋務派的"同路人"，她可以不反對或默認，但不得超越雷池半步，只要干擾到專制政權這命根子，就不客氣加以鎮壓。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臨刑時也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這是中國維新派無法擺脫的歷史命運。要說維新變法圇操之過急、措施失當才失敗，所謂"新論"，不過是當時英人輿論的餘唾而已。
慈禧鎮壓了戊戌變法，撲滅維新派，但是她沒有全部取消光緒頒佈的"新政"。在政變後她下詔停止"不應奏事人員"上書言事，查封《時務報》，即對議論朝政的輿論加以鉗制。但對有關洋務"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才以及修武備、浚利源，實系有關國計民生者，即當切實次第舉行"。正因為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有這些舉措，所以有學者說，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變化莫過於20世紀最初10年的新政。認真研究過這一段歷史的學者大都認為，戊戌維新的各項未能實現的改革到這時大都已-一付諸實施，有些方面已遠遠超過當時的預期。影響最為深遠的有兩項：一是穩妥地廢除了科舉，為現代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政治的發展準備了必要條件；二是開始系統地進行現代法制建設，《刑律》、《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都已編成，《刑律》且已頒佈實行，加上《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的實施，中世紀的行政兼理司法的體制終於廢棄，邁出了司法獨立實行現代法制的第一步。這些法律包括已編好而尚未頒佈的法律為辛亥革命後的政府長期使用，影響極為深遠。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大清銀行條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等等的實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據此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新政是慈禧"垂簾聽政"的成果，它意味著大清帝國古老的中世紀社會制度正在向現代杜會蛻變。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的有關措施包括在內，則因擾20世紀中國的最大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也在設立資政院、諮議局及有關的請願活動中露出曙光。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當，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學習，促進國家的現代化，把她說成是維新變法的天敵沒有足夠的根據。
依此說來，慈禧不但不是維新變法的天敵，並且可以說後來成為護法尊者。至於戊戌政變，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她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畫。事關最高決定權，她無法冷靜地區分少數人的輕舉妄動和關乎國家盛衰的變革。依此解釋，這次政變不能怪慈禧，而是康氏咎由自取。此說洩漏了一點天機，即康氏對慈禧的挑戰，是事關最高決定權。我前面說過，維新派變法有兩個步驟，初步要求可以是洋務派的"同路人"，但最終要實現君主立憲制，這就必然向君主專制的最高決定權衝擊。因此籠統說慈禧對維新變法是同意還是反對是不準確的，固為變法的兩個步驟有不同要求，所以對此她會有不同態度。同樣對慈禧推行的晚清新政，也要看其實施的內容，比如廢除科舉和進行現代法制建設，我們不否認是政策上的進步，是超過戊戌維新的改革。但有一點必須弄清楚，這些改革有沒有觸犯封建專制的最高權力，否則即使各種法例條文制定再多，也不能說已經達到維新派變法的要求。而現在有些學者卻有意無意混淆這個分界線，正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誤區。
至於對慈禧生前已認可的預備立憲和她宣導的變法又應如何評價呢？在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慈禧逃到西安時，她就開始唱起變法的調子。離開西安前幾天，在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她以太后名義發佈丈告說："變法一事，關係甚重"，"朝廷立意堅定，志在必行。"又說："爾中外臣工，雖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舍此更無他策。"當時是1901年，正如前引某學者所說，有清一代施政最大變化莫過於20世紀最初10年的新政，應該說是從這一年開始了。
可是這份信誓旦旦的文告，所要變法的內容是什麼呢？在一份宣佈要變法的上諭中卻首先與康有為劃清界線，說"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⑾。那麼清廷變法的方針是什麼呢？上諭明確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元一成不變之治法。""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⑿這裏說得明明白白，仍然是"中體西用"那一套，而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乃是"亂法"，維新派是逆臣亂黨，界線何等分明。而聲稱認真研究過這一段歷史的學者，卻仍然相信慈禧可以實現維新派變法的未竟事業，那就未免使人質疑了。
慈禧推行的變法雖也取得一些成效，得到現在一些學者的贊同，但並沒有使當時人民滿意。因為當時一些思想先進或稱之為激進的知識份子、留學生，如陳天華、鄒容等人，已看穿清廷是個賣國政府，所維護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和滿洲貴族等上層統治者的利益，枝節的變法不足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從而產生要推翻情朝的革命思想，這種思想在社會上還有氾濫之勢。
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清廷的枝節變法搞了幾年，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有點混不下去，於是由袁世凱提出"變更政體"的請求，即是要實行君主立憲，藉以緩和革命思潮帶來的社會危機。慈棺初時還有點猶豫，怕損害清朝皇室和滿洲貴族的權力，因此她有一個前提，正如對一個大匝所說："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若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害，則必決意實行。"⒀由此可見她接受立憲時的動機和心態，應該說並沒有還政於民的誠意。不過她既要調查結局，於是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決定派出五大臣出國去"考察政治"，這就是慈椿生前認可的預備立憲措施。
那麼五大臣考察回國又有何動作呢？一方面向朝廷提出要即時"宣佈立憲"，但另一方面又說要等到15年或20年後才實行。這樣說來不是口惠而實不至麼？但這樣做總得有個理由，因此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在正式頒佈的"預備仿行憲政"諭旨中，就藉口說"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只有先做準備，"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大下"。這裏說得比較機巧，沒有講死 15年、20年，可能想給天下臣民以希望，其實無非是拖延戰略，使人可望而不可即罷了！
清廷的預備立憲，雖然得到康有為的熱烈反應，但頭腦較為清醒的梁啟超卻對此不以為然。他指出這號稱預備立憲，"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借許可權之說以為排擠異己之具，借新政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竟，視前此且更甚焉"。梁氏這段批評，是針對預備立憲中的改革官制來說的，維新派原來主張改官制以達到君主立憲的目的，而清廷預備立憲卻把改官製作力爭權奪利的場所，所以引起真正立憲派梁啟超的不滿了。
由慈禧導演的預備立憲，不過是一場拖延策略的騙局，沒有得到人們的信任，收不到預期的效果。於是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又宣佈要建立資政院和各省的諮議局。一年後，又宣佈要在9年內完成立憲的籌備工作。要是說這是在政治體制方面露出曙光，那也不過是慈禧最後送出的一張支票。因為這年十月，她和光緒幾乎在同時去世了。
慈禧死後，小皇帝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執政，各省諮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也相繼成立。雖然這只是諮詢機關的性質，但立憲派總算取得合法地位，並提出早開國會的要求，各省還派人進京請願，於是清廷又宣佈把九年預備期縮短為三年，並答應成立新內閣，似乎對立憲派又退讓一步。
但是宣統三年（1911）三月所謂新內閣成立，卻是使人失望，因為組閣的13個大臣中有8個是滿人，其中5個是皇族，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勳，是宣統帝的叔祖父，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如果說這就算是君主立憲，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皇室和滿洲貴族手裏。不過這個內閣壽命不長，因為辛亥革命快要來臨了。
清朝統治的最後幾年，雖被迫向立憲派做出一些讓步，相繼成立諮議局、資政院和所謂內閣，但卻是不失時機地由皇族在內閣掌權，其實只是造成君主立憲制的假像，並沒有真正實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對這個問題，作為當時歷史見證人，孫中山指出："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政府偶爾發佈的改革詔旨所迷惑，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徵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便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由滿洲人來將中國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著給他們以損害。實行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孫中山這段話才是看到問題的要害，而清朝直到滅亡也沒有自動交權。
而現在某些學者卻相信慈禧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不是一廂情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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