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朝洛﹕後「教院聆訊」的五大難題
延續 3個多月，涉及 24位證人、動員 20多位律師、共聆訊 37天的「教院風波」，在各方大律師作結案陳詞後謝幕，調查委員會主席楊振權大法官及李澤培先生已於 6月 20日向特首提交報告，為事件蓋棺定論。
看教院聆訊，有如高教界一場「溏心風暴」式的爭產案，恩怨情仇，延綿數載。爭的「家產」就是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論述權。
究竟教院風波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是教院前副校長陸鴻基一夜無眠、拿起一枝禿筆寫下萬言書的偶發舉動，還是教院 5年坎坷曲折的發展路途的必然終局？
委員會報告雖已揭盅，但其結論局限於聆訊範圍之內，對於聆訊過程中揭示的種種深層矛盾和破損的關係，不可能一一獻上良方，可以預見起碼有 5大難題，要由新一屆特區管治班子、高教界和公眾去解拆：
一、誰能管教育？
有看過特首有關成立調查委員會公告的人都會留意到其調查範圍異乎尋常，除了要調查 3項陸的鴻文中的具體指控以外，特設一條「專項」檢討日後政府如何向教院「表達」意見的「技術問題」。
據了解，特首在成立調查委員會時曾遭公務員（尤其是 AO）微言，認為是危險的先河，其背後的假設和心態是：教統局怎樣管高教界，正如運輸局怎樣管巴士公司、經濟局怎樣管電力公司一樣，問責局長和公務員都是施展一貫慣練的管治手段。所以，特首加上這條「溝通」問題，是企圖預留空間，方便將事件定性為「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或是溝通技巧、渠道和機制等非原則性問題，轉移有關干預的嫌疑。
管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跟其他政策不同，牽涉及意識形態的爭論，亦容易涉及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的論爭，所以為官者不能像在其他政策局般，以為權在我手、錢在我袋口，就可以「強政勵治」，應該要對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有透徹的認識，知所分寸，有「不越雷池半步」的自制能力。在這方面，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二人在過去數年示範了很壞的榜樣。由 80年代至今，從未見過像李、羅二人這樣「大膽」的教育政策官員，其出位言論差不多年年居於十大新聞榜上。所以有輿論說：就憑他們過去出位言論和舉措，已可判定在聆訊中披露的多句名言、 sound bites「合乎戲軌」，入型入格。
特首現在可能已在權衡各方因素下，敲定了教統局長一職的人選。其實無論是李國章、陳國章、還是黃國章當上局長已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將來的局長，言行將受到極度「關注」。教院聆訊因此產生了一種始料不及的「監察」作用，這恐怕也是教院諸公在付上沉重代價後的一點心理補償。
二、教資會角色，備受考驗
在聆訊過程中，教資會作為高教界與政府之間的「緩衝」（ Buffer）和中介人的角色，顯得進退失據，備受質疑。
事實上，教資會作為每年坐擁超過 100億資金的撥款機構，其角色、定位和能力，在過去幾年，尤其是削資期間，不斷受到挑戰。
一方面教資會被命定為中立、不涉利益的緩衝者，其委員一年只開數次大會，但掌管日常運作的秘書處卻在公務員編制中隸屬教統局之下，連其秘書長史端仁也說他的考勤報告也是由教統局常任秘書長所評核；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教資會都會就院校大、小事項，問津甚詳。試問這樣的權力關係如何能令公眾和高教界釋慮？
在聆訊期間，兩位教資會證人，前主席林李翹如和秘書長史端仁在多段關鍵事件的情節作供時不了了之，被報界諷笑為「十問九唔記得」，（但林太對於自己在倫敦度假、暢泳等瑣事卻如數家珍，連主審法官、律師和記者也捧腹大笑！）。他們在一個如此嚴肅、須在宣誓之下作證的聆訊中表現如此不濟和尷尬，恰好展示了教資會的狼狽處境。事實上，高教界對於教資會近年來對教統局的馬首是瞻，但對院校却實施微觀管治（ micro management），已累積了不少怨氣，現在唯有寄望新主席查史美倫能汲取前人教訓，徹底檢討教資會的宗旨和方針，知所進退吧！
三、院校管治，危機處處
這次聆訊其中一名關鍵證人、教院主席梁國輝的身分、角色、舉措和自主性，均備受質疑。他被指為權充「合併使者」的雙面人，其實是「兩面不是人」，與前任主席葉錫安因李國章「蹂躪」恐嚇而毅然辭職相比，梁國輝顯得進退失據，毫無宗旨。
梁國輝的尷尬和困局何嘗不是其他七所大學的校董會主席和成員的寫照？梁的問題，說得坦白點，在於被人質疑他的「忠誠」（ allegiance）歸於何處？（梁國輝作供時有關「兩項帽子」的表白，說明他自己也找不到一個支點。）一方面，他是由教統局長推薦，特首委任的「大義工」；另一方面，師生期望他為院校「效忠」，當大學發展（如合併）出現爭議、或者資源出現緊絀時，校董會往往面面不討好。
過去幾年前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應湘、前副主席鍾瑞明、浸大前校董會主席鄭慕智等，都曾因合併、副學士學位和工會問題等與校內持份者產生多番爭端。試問一眾「德高望重」的「大義工」見到這次梁國輝親身示範在教院聆訊中淪為受審的「犯人」，有否感到如履薄冰？政府又賦予這些委任人士何等使命、權力和義務呢？又是否為校內師生認同呢？
近年來新委任大學校董會主席的社會地位被評為「每况愈下」，或許是因為有能、有志之士都不願讓自己被置於如此不堪的「險境」。
四、教院因禍得福？
這問題本來就是今次教院風波的最核心問題：神女有心，攀上「大學」臻境，可是襄王（阿瑟王）無夢，反而軟硬兼施，一心只想玉成其與中大合併之大計，並在過去數年多番羅列教院未能正名大學的原因。
有一說是政府為了平息教院上下民憤，免得製造一批又一批深感被看扁的未來學位教師，徒為教協加添動員力，故此政府可能會承着教院宣布未來藍圖之勢，順水推舟讓它正名為大學。但政府又如何能體面地「打倒昨日的我」，將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以前設下的重重關卡拋諸腦後，或自圓其說呢？畢竟合併或升格，均應該得到社會的充分討論和認同，而非淪為政治交換和權宜之計。
五、師訓教育，政策欠奉
事實上，教院歷年來在高教界的尷尬處境和劣勢，正正是港大、中大和浸大教育學院或教育系在大學裏的寫照。它們既要貫徹其教學和研究的獨立自主，但其收生數字和資源亦是牢牢地繫於教統局手上。事實上，各教育學院／系常被譽為大學內的「阿四」（ poor cousin），絕不如醫學院和商學院等呼風喚雨，受盡萬千寵愛。
有關整合所有教育學院和系的說法，並非始於教院聆訊一役，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政府當局有沒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和策略。須知道師訓教育在香港仍是「規劃經濟」，掌控於教統局手上。依照學童人口、學制發展和師生比例等因素，制訂主修教育學生的學額。而同時又鼓吹競爭，讓各院校爭相競逐資源，沒有合理分工和重點發展範疇等策略設計。試問大學當局及其教育學院和學系如何自處呢？
【作者任職高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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