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制与公民权利(转载)

最早在政府层面推进最低工资制立法并在全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是美国。而其最低工资制的建立历史也颇值得玩味。1918年，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该特区的最低工资法。但是，特区的儿童医院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雇主的签约自由权，当时的最高法院以5比3的表决结果宣布该法违宪。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来临，空前的失业导致美国工人运动进入了历史活跃期，同时，也成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到了1932年，由于解决经济危机不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败给了民主党人罗斯福。而罗斯福也就此拉开了“新政”运动的序幕，其新政主要目标的有三：救济、复兴和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最低工资制成为罗斯福第一个任期内的主要工作。随着国家复兴管理局成立，美国国会通过了《公平竞争法》。该法明确规定：工人有权组织工会，选派代表与雇主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禁止雇用童工；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限额，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这为罗斯福第二个任期内最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即《工资工时法》），将最低工资制彻底法制化奠定了基础。

后世的史学家普遍认为，拯救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制造能力，远离本土的战争令美国一跃而成头号经济强国。罗斯福的“新政”在经济上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但“新政”在政治上的作用却远远超出它的经济效果。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前苏联施行的计划经济取得的惊人成果，极大刺激了欧美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各国政府面临着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美国也不例外。各国工人阶级在各自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开展的深入而持久的社会运动，成为最低工资制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确立的历史前提。最低工资制也从此被视为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的果实之一。

事情至此远未结束。1949年2月，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受邀到伦敦经济学院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讲座发表一个系列演讲。第二年，T.H.马歇尔的演讲稿整理成书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马歇尔的这本名为《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以及英国另一项著名的政策研究报告《贝弗里奇报告》，成为后来西方各国推行社会政策的主要理论源头。在书中，T.H.马歇尔通过对英国历史上公民权演化历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三种：即基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其中，争取最低工资制等工资福利的劳动权利成为基本民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并进而促成了政治权利上选举权得以普及，以及公民享有教育、健康和养老等社会权利的确立。而T.H.马歇尔的公民权利观也由此成为战后人权普世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写进了联合国《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

当今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中国在劳动力价格上的优势越来越为西方国家所警惕和排斥。这一方面是中国产品的低价冲击了这些国家的相关产业，由此激起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反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却不得不令国人深思。在取消了政府对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和出口退税政策以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出口贸易中非市场经济行为的主要理由，已经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和社会倾销这两大焦点上。而社会倾销，所指恰在于中国企业对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保障，变相去除了附加工资成本获得了“非法”的竞争优势。

除了贸易经济中社会倾销指责的外力因素，晚期威权政治下的中国社会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中，类似争取最低工资制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新兴工人阶级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建设公民社会进程的深入。基于这样的背景，反对最低工资制的观点，尽管在理论上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用于政策批评和实践上并非一把“屠龙刀”。从检验政策的效果来说，若以追求充分就业为政策目标为衡量标准，反对最低工资制是合适的。但若以追求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等社会政策目标来看，以效率之名反对最低工资制的做法恐怕就难以成立。（通过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衡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可以作为最简单的政策评价方法。）如此，在经济政策目标与社会政策目标的权衡博弈之中，民主政治的平衡器作用也得以凸显。有趣的是，若以英国经验为参照，正因为中国目前缺乏可以作为社会发展平衡器作用的民主政治，推动最低工资立法等民权运动才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民主政治的前提——公正有效普遍选举权——是通过类似争取最低工资制这样的政治/社会运动的推动才逐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