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家的十七女儿：中国最后一位格格金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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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虽然已经八十九岁了，但金默玉的生活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凌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竞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咪咪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肃亲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二十一个儿子、十七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叫显，汉化姓名叫金璧辉，后来，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一九一八年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六年了。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与作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规矩多多：“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女孩子的规矩更多。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开小灶。”

　　对于王府里的各种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但被哥哥姐姐们称做“小不点”的金默玉却想要更多的特权。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需要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硬是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姐姐们因此叫她“革命儿”。

　　刚满十九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五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十九块五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一九四九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要喂养九张嘴：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三天织一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一九五二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给我和六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四十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六十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两次最正确的选择

　　一九五四年，三十六岁的金默玉结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不过，金默玉从小就和她们不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合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一九五八年二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五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一九七三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在天津茶淀农场，金默玉用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声。“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小姐，的妹妹。”

　　

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你不后悔当年没和哥哥们一起走？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记者问金默玉。

　　金默玉却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是没有去香港，一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告诉我，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它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生平只求过一次人

　　一九七六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ⅹ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九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十九元二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王府侍奉的保姆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40年后，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后的十几年，她有了收获。

　　金默玉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一九九二年初，金默玉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习用品，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暗喻“爱新”，表明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一员，又表明她在晚年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一九九三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数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一九九六年五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

　　然而，金默玉却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特殊。“有时候想想，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她叹息着，看着手中的照片。照片上，14岁的她穿着白色的衣裙，像男孩子一样顽皮地微笑着。“那时候，我可淘气着呢。”她说，唇边泛起一个与当年一模一样的笑容。


摘自《环球人物》

这样的中国人不多了哦
一缕烟燃起千年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