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是英雄還是狗熊?
丁汝昌是清末北洋水師提督（總司令），甲午海戰中的關鍵人物，以往不少論著都對其大加頌揚、說他作戰勇敢，指揮鎮定，最後“嚴辭拒絕”敵人的誘降， “堅持不屈”服毒自殺，並將其收入“歷代名將”、“歷代愛國將領”一類辭典。然而，查閱有關史料，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1、丁汝昌本是太平軍的叛徒，並依此而升官發跡：
丁汝昌於1853年參加太平軍，駐安慶。1861年隨程學啟叛反，編入湘軍，為哨官，授千總。1862年撥入淮軍劉銘傳所部，不久升營官，領馬隊。後在作戰中先後擔任了馬隊的參將、副將。1868年，因對撚軍作戰有功，授總兵，加提督銜，賜協勇巴圖魯勇號。
1874年，朝廷“裁兵節餉”，丁汝昌被置於“閒散”之列，便致書抗議。劉銘傳曾擬“命將召至而戮之”，丁汝昌因此而逃到巢縣汪郎中村，僻居數年。
1877年，蒙光緒召見，奉旨發往甘肅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資，傷病復發，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
1879年，面謁李鴻章，留北洋水師差遣。1880年，去英國購置超勇、楊威兩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鎮總兵，賞黃袍馬褂。1888年，授北洋水師提督。
以上丁汝昌的發跡史，一般教科書、論著和辭典均隻字不提，使人們對丁汝昌無法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2、以外行領導內行執掌海軍，埋下了甲午戰敗的禍根：
丁汝昌之所以擔任北洋水師提督，完全是李鴻章想將北洋艦隊據為已有，推行“任人唯親”路線的結果。丁雖有陸戰經驗，但對海戰卻茫然無知，這種以外行領導內行的做法，首先就鑄下了大錯。然而，一些學者卻為其開脫罪責，認為這是“因軍官多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閩籍人，他以淮軍陸將孤寄其上，威令難行，操練鬆弛”。
但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這裏，如果他努力學習，加強對士兵的操練，僅僅缺少治理海軍的經驗和才幹，還是可以彌補的，可惜的是他還缺少作為將帥的“德”：
一是生活腐敗。史載：丁汝昌“性情浮華，毫無韜略，雖為海軍統帥，而平日宿娼聚賭，並不在營中居住……”；
二是不善處理與下級軍官的關係。當時，“左右翼總兵林泰曾、劉步蟾，輕其為人，不服調度”；
三是放鬆對部隊的管理和操練，軍紀鬆弛。“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
四是不關心軍艦設備的保養和維修。甚至以“大批軍艦定期運送旅客”，從事商業運輸，影響訓練，削弱戰力；
五是弄虛作假，哄騙上級。李鴻章按例檢閱時，所有船艦和大炮都被“粉飾油漆得煥然一新”，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3、畏敵避戰情緒和指揮失當，是甲午戰敗的直接原因：
以往一些學者一談到黃海海戰的失利，都籠統地歸結于清朝統治者的腐朽；一談到北洋艦隊的覆滅就歸結于李鴻章的避戰保艦。這種推論雖然省事，但卻膚淺。同是清朝官員，馮子材、劉銘傳不是打敗了比中國武裝先進數倍的法國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復新疆的輝煌勝利嗎？而丁汝昌為什麼就不能很好地指揮北洋水師打敗裝備僅略勝於己的日本聯合艦隊呢？
1894年7月22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大島（日方公使）迫韓逐葉軍，恐葉軍危困，添隊難登岸，汝須統大隊船往牙山一帶海面巡護。如倭先開炮，我不得不應。祈相機酌辦。”意思是要丁汝昌為支援葉志超的運兵船護航。據後來計算，當時出海可以及時趕上在豐島與日艦力戰的廣乙號等運兵艦船，並可趁勢打擊日軍聯合艦隊的銳氣。可是丁汝昌膽怯畏敵，回電道：“牙山在漢江內口，無可遊巡。大隊到彼，倭必開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間暗，猝不及防，只聽天意。”實際牙山在牙山灣東端，並非丁汝昌所說漢江內口。丁對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艦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時計算不清，因而白白放過了一次圍殲日海軍第一遊擊隊的機會，使運兵等艦遭到日艦優勢力量的襲擊。損失了廣乙號等幾艘船隻，700餘人全部殉難。光緒帝對其行為十分不滿，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鴻章，察看丁汝昌“有無畏葸縱寇情事。”
8月中旬李鴻章又多次電示丁汝昌“汝當振刷精神，訓勵將士，放膽出力”，並責令“此正海軍將士拚命出頭之日，務即跟蹤（日艦），盡力剿洗，肅清洋面為要，不可偷懶畏葸幹咎。”可見當時李鴻章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只會極力保船，不求戰機。他看到了中日戰爭的關鍵所在——制海權。
同年
9月末，光緒又一次諭令李鴻章派海軍出擊。10月中旬，李鴻章多次電令丁汝昌率定、鎮等“出巡威灣旅一帶”並質問丁汝昌：“現船全數伏匿，將欲何為？”
10月17日至27日，日軍開始從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並進逼金州，旅順。丁汝昌不聽李鴻章提出率艦往旅灣遊弋襲擊日軍運兵船的電令，而是率艦在威海衛與旅順來回遊弋。以至給前方造成極大壓力。
11月12日，日軍進攻旅順，丁汝昌奉命率6艦“赴旅順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戰艦停在旅順口外觀望了9個多鐘頭，對守備將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棄旅順而去，令廣大守城士兵心寒，結果旅順很快失守。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諭革去丁汝昌職務，還欲逮到京城問罪。
1895年1月22日，日軍開始了圍殲北洋水師的第一步，在山東登陸，攻克榮成，此時威海衛軍港中的戰艦已開始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拼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位煙臺。這本是當時一個較好的作戰方案，但丁汝昌不願與封鎖洋面的日艦正面交鋒，卻以“至海軍如敗，萬無退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旨屢催出口決戰，惟出則陸軍將士心寒，大局更難設想”加以推諉。
2月17日，李鴻章再次電令丁汝昌”帶船乘黑夜沖出，向南往吳淞……”但丁汝昌還是不聽指揮，只等待陸軍救援。當威海衛炮臺被日軍佔領後，北洋水師就成了日軍的甕中之焳，丁汝昌見事無轉機，乃與馬裕祿面商，向日軍發出“和談”函告。從而使中國多年慘澹經營起的第一支當時尚屬世界前列的艦隊全軍覆滅。
從上述戰爭發展過程的情況可知，丁汝昌既無指揮海軍從事海上作戰的軍事才能，又無克敵制勝的膽略和勇氣。因而他始終採取的是多方避戰的策略，畏敵不敢出擊；偶而遭遇敵人則又指揮無方；加上他不聽正確的電諭和意見，貽誤戰機，終使北洋艦隊遭受毀滅性打擊。可以說，丁汝昌是甲午海戰失敗的罪魁禍首。
4、在北洋覆沒之際，丁汝昌是先投降後自盡。
以往將丁汝昌戴上“愛國將領”和“歷代名將”的桂冠，還依據這麼兩個“事實”：
其一，當北洋艦隊處於危急時，艦上的英美軍官策動部下“脅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嚴詞拒絕”；
其二，丁汝昌見大勢已去後，“為保存民族氣節”，便只好“自殺殉國”，在這種情況下，其部下與英美軍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書”，把北洋水師拱手交給了日本。
然而歷史真相卻並非如此。實際上，丁汝昌死於北洋水師投降之後。其投降書不是如泰萊所說“假了提督之名作降書”，而是出於丁汝昌親裁。且服毒時間也不是投降前夕（18日晚），而是在他發出第2封投降書後（19日黎明前）。
丁汝昌是在收到伊東同意投降的回書後，再次作書，要求寬限投降日期，在派“廣丙”管駕程譬光送降書啟程後，才服藥自盡。這裏根本不存在什麼“嚴詞拒降”和別人假其名作降書之類的事。
此外，由於當時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職留任”，現在又與日軍商談投降，自知罪責重大，只能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株連。所以，根本談不上以死報國。正象愛國詩人黃遵憲在《降將軍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樣“已降複死死為誰”？
實際上，光緒帝在位期間，丁汝昌雖死，卻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緒帝死後，袁世凱才將其罪責巧為開釋。可見，丁汝昌頭上“愛國將領”的光環是後來人給加上去的。
人們肯定丁汝昌，還拿出時任鎮遠艦洋幫辦，美國人馬吉芬寫的《鴨綠江外的海戰》說事：
“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溫和的紳士，他迫於濫命和強敵作戰而一敗塗地。”
馬吉芬在文章中對丁汝昌的評價，雖抒發了所謂惺惺惜惺惺之慨，但卻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丁汝昌是先降後死：
“及見大勢已去，盡畢生最後的職責，為了麾下將士的生命而與敵簽約。這是他自己的決定。他曾期望活著，但他知道祖國的不仁，對他的冷酷待遇將要超過不共戴天的敵國。在夜半孤燈之下，左思右想，飲鴆而逝。”
[ 本帖最後由 khadafy 於 2007-10-19 04:42 編輯 ]
相關搜索目錄: 運輸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戶組無法下載或查看附件, 請嘗試多貼文章獲取積分，積分超過 120 或特定用戶組方可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