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yu fangyan漢語方言Chinese dialects
漢族的先民開始時人數很少，使用的漢語也比較單純。後來由於社會的發展，居民逐漸向四周擴展，或者集體向遠方遷移，或者跟異族人發生接觸，漢語就逐漸地發生分化，產生了分佈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漢語方言分佈區域遼闊，使用人口在9億以上。
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
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跟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息息相關，只有密切聯繫漢族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行研究，才有可能瞭解漢語方言形成和發展的具體過程。 ......
相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朝為三千，西周初期還分封八百諸侯,那時候漢語及其方言的情況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難以具體論述。但中國社會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漢語的方言差別已可以從先秦古籍的記載中得到證實。《左傳•文公十三年》（西元前614）:"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這段記載說明當時黃河東西的漢語方言已有差異。《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謂戴不勝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這裏說到齊語、楚語，表明在西元前3、4世紀孟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北方的漢語方言跟南方的漢語方言已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秦始皇消滅了各諸侯國,建立起統一的封建帝國,實行"書同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這種規定標準字體、使漢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方言的發展，但方言的分歧還是明顯地存在，這在後來西漢揚雄所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一書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較辭彙集，所收詞語按通行情況大體可分4類：①通語,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間通語，通行區域較廣的；③某地語,通行區域較窄的;④古今語（或古雅之別語），是冷僻古語之殘留，通行區域很窄。現代學者根據《方言》所稱引的地名進行分合，得西漢方言區13個：秦晉、鄭韓周、梁和西楚、齊魯、趙魏之西北、魏衛宋、陳鄭之東郊和楚之中部、東齊與徐、吳揚越、楚(荊楚)、南楚、西秦、燕代。從中可以看出西漢漢語方言分佈的大體情形。《方言》一書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分佈的情況是漢語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所造成的。
根據古書記載,在秦漢以前的上古時代,漢語方言除了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北方話以外， 吳方言、粵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經在東南地區內逐漸形成。《漢書•地理志》注說："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廣東、廣西大部)至會稽（今江蘇長江以南、茅山以東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百粵"即"百越"。從《史記》、《漢書》及《呂氏春秋》、《吳越春秋》等書的記載，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漢人居住，但他們的來源地並不一致。在漢人跟漢人、漢人跟異族人長期接觸的過程中，發生語言的互相影響和融合，逐漸地形成吳、粵、湘等方言。《呂氏春秋•貴直篇》引伍子胥的話說："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能......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這表明當時北方話的齊語跟南方話的吳語差別已經很大，而吳語、越(粵)語之間的差別倒還很小。《吳越春秋》裏的漁父歌,寫伍子胥由楚奔吳至江中遇漁父的故事。漁父所唱的吳歌，詩句結構接近楚辭，例如"日月照耀兮寢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日已夕兮,餘心憂悲,月已遲兮，何以渡為，事寢急兮將奈何！"這個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時代吳語跟楚語的差別並不大。揚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 ,有時也提到"荊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省境內的湘方言,或許在上古時期就已形成並從屬於楚語這個南方大方言之內。周秦以後，漢人逐漸南下進入南粵（今廣東、廣西等地），作為交際工具的漢語，一方面由於山川阻隔，交通閉塞，跟北方漢語越來越疏遠；另一方面由於民族雜居而引起語言的相互影響和融合，於是就逐漸形成了粵方言。
漢以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入居中原，相繼在北方地區建立政權。原來統治北方地區的司馬氏政權南遷江南，大批漢人也因社會動亂而不斷南遷。在北方地區，漢語和異族語發生了融合，引起漢語面貌的重大變化；在南方地區，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漢語帶到江南，跟當地的漢語方言相互影響和滲透,從而使這一時期的漢語出現"南染吳越,北雜夷虜"（《 顏氏家訓•音辭篇 》）的混雜局面。社會的變動，人民的遷移，民族關係的發展等因素都會推動方言的形成和發展，這在魏晉南北朝急劇的社會變動時期更為明顯。客家方言、閩方言乃至贛方言的形成和發展就跟中古以後發生的人口大規模集體遷移密切相關。根據歷史記載,客家先民第1次大規模的遷徙發生在西晉永嘉之亂以後，他們自河南並州、司州、豫州等地南遷，定居在江西中部一帶今贛方言區域;第2次大規模的遷徙發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黃巢起義的戰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的漢人以及已經南遷江西的移民繼續往南遷移，到達閩西及贛南一帶;第3次是在蒙古元人南下、宋室瀕亡之際,中原漢人隨著抗元義軍繼續南遷,到達粵東和粵北一帶。這三次中原漢人的大規模南遷,語言學家認為是形成漢語客家方言的主要社會原因。今天的閩方言地區在秦漢之際就有中原漢人移居，但人數尚少。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移入閩是在"五胡十六國"時代，當時中國處於兵荒馬亂之中，北方漢人相率離鄉背井，播遷于大江東西、五嶺南北、入閩的漢人比較集中地定居在閩北以建甌為中心的建溪、富屯溪流域，閩東以福州為中心的閩江下游以及閩南以泉州為中心的晉江流域。經過這次大規模的南遷，漢人進一步成了福建境內居民的主體，他們帶來的當時河南中州一帶的中原漢語，跟當地原有漢人所說的漢語乃至異族人所說的語言發生接觸，逐漸地形成了閩方言。今天所謂"十五音"系統的閩方言，它的源頭或許就是東晉中原漢人入閩後逐漸形成的一種漢語方言。贛方言的歷史形成，因限於史料，目前還難以作準確的論斷。江西在春秋時代位於吳、越、楚三國的交界處,在漢代則介於荊州、揚州之間。據此推測，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當時所使用的漢語，很有可能包括在吳語和楚語的範圍之內，或者跟吳語和楚語有很密切的關係。魏晉以後，隨著中原漢人幾次大規模的南移，江西為必經之地，當地的原有漢語方言跟被帶進的北方方言互相影響、滲透和吸收，導致形成既不同于吳、粵方言又不同於北方方言的贛語。由於長期受四周方言的影響，贛方言的語言特徵不夠突出，分佈的地域也不很明確,就現代贛語主要的語音特徵看,贛方言跟客家方言比較接近，因而有的語言學者把二者合稱為"客贛語"或"客贛方言"。漢語存在著方言差別的同時，也一直存在著共同語，共同語的書面形式自秦代以來都是統一的。這種漢語共同語在春秋時代叫做"雅言"。《論語•述而篇》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是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他平時大概說山東方言,但在讀《詩》、讀《書》、行禮的時候,則用當時的共同語"雅言"。漢語共同語往後發展，至漢代揚雄在《方言》裏稱之為"通語", 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韻》裏稱之為"天下通語"，明代張位在《問奇集》裏稱之為"官話"，辛亥革命以後稱之為"國語", 現在稱之為"普通話"。由"雅言"、"通語"、"天下通語"到後來的"官話"、"國語"以至現在的"普通話"，其發展過程是一脈相承的，反映了漢語共同語在兩千幾百年間發展的大體過程。漢語共同語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基礎方言及其中心地帶則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上古時期的秦晉方言在各地方言中影響最大，可以把它看作當時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漢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魏、晉、南北朝長時期的社會變動，漢語發生了重大變化，共同語的基礎方言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東移，它的中心也逐漸由陝西、山西東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蘇金陵一帶。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談論當時的審音標準時，認為"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遼、金、元、明、清各朝近千年間，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逐步東移，漢語共同的基礎方言的通行區域不斷擴大，達到東北和西南各省，基礎方言的中心也進一步東移至北京一帶。漢語共同語隨著基礎方言的擴大、變化而變化。作為統一的漢語共同語的書面語，也由古老的文言文發展到現代的白話文。
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封建社會，薄弱的經濟基礎使社會處於不夠統一的狀態，因而使漢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北方話始終不能完全取代方言而實現漢語的高度統一。正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條件下，漢語方言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特點並不斷發展，甚至由於各地方言的不同演變,造成新的方言分化;另一方面由於漢族和整個中國社會的統一，漢語方言又要服從自己所從屬的漢語共同語的發展趨勢而繼續作為漢語的方言。因此，漢語的各大方言儘管分歧很大，仍是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而不是與共同語平行的不同語言。
作為漢語統一的書面語表現形式的漢字，它的讀音在不同的方言區各不相同，方言區的人遇到不認識的字，只要知道它讀如某字，就可以用自己方言裏該字的讀音去讀。同時，詞語的讀音雖然古今有別，但漢字的寫法卻是一樣的，這在客觀上也便於溝通古今，加上自有漢字以來，政府法令、契約文書、經典文獻、聖人立言以及優秀的文學作品和歷史、哲學的名著等都用漢字記載，人們不敢輕易改動其中的字句，甚至古代一些句式和詞語的用法，通過師生傳授,代代相傳,一直沿用下來。漢語共同語和各地方言在發展的過程中都不能不受到這種統一的漢語書面語的影響和制約，比如在許多方言裏都有口語音與讀書音（接近書面語和共同語的讀音）的差別，而在一些方言（例如閩南方言）裏二者的差別幾乎成了雙重的系統；只有在漢語這樣的語言中才出現書面語跟口語這樣特殊的關係。
漢語方言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是不間斷的、漸變性的，然而現代漢語方言跟古代漢語方言的面貌已大不一樣，如同現代漢語共同語的面貌有別於古代漢語共同語的面貌一樣。事實上每一種漢語方言（無論是大的方言區或小的方言片）都經歷了複雜的發展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語言發展的大量事實表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漢語方言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向作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靠近，普通話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規範形式必將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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