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市民情緒醞釀變化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呂大樂 2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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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情緒醞釀變化
或者，以曾蔭權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與香港市民大眾的「政治蜜月期」已經暫告一個段落了。當一些事件（在我看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任命、安置受「漢普頓」臨時結業影響的遊客等事件，本來均屬於這類不應變為一發不可收拾的事件）引發不成比例的社會迴響，同時政府高級官員亦開始前言不對後語的時候（坦白說，一間酒店結業而政府要將善後工作「攬上身」，真是不可思議），這似乎是一個警號，不信任的情緒正在一般市民當中逐漸形成。
忍耐有底線
回顧十一年特區管治，我們一次又一次遇上相同的情況：市民對特區政府在極短時間內失去信任，往後一切討論均變為對動機的猜測，再而引起更多懷疑，令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缺乏互信。缺乏民主程序以至無法建立鞏固的政治認受性基礎，是特區政府的天生缺陷；每遇到政治衝擊，這個弱點又會再次呈現出來。受到這樣的限制，特區政府領導層其實並無太多選擇—一是依靠領袖的個人魅力或威望來穩住民意，二是憑「政治產出」來爭取市民支持。前者並不可靠，只要發生民意逆轉，什麼民望、形象均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迅速蒸發。至於後者，則是一個現實問題，市民的忍耐力並非沒有底線。
二○○三及○四年兩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董建華下台，群眾消過怒氣、怨氣之後，畢竟政治動員令人感到疲累，他們多數渴望暫時休戰，給新政府一個機會。不過，究竟這是「中場休息」還是重建互信的開始，誰都不敢確定。
現在正向特區政府領導層窮追猛打的政黨、意見領袖或者會因為見到高官們陣腳大亂而沾沾自喜，以為乘着政治任命所引發的風波，可以令對手陷於困境，同時又可為自己增添一點「政治本錢」。以現實政治而論，這樣的手法沒有所謂合理或不合理；大好機會在面前，沒有道理不充分利用。有趣的是，這次參與投石、放箭的，不限於反對派，而包括了建制派、親中派（會否中途有變又是另一回事）。當然，如此場面並不一定反映事情的道理，但卻肯定表示這個題目具備發展為媒介議題和進行政治動員的條件。
我的疑問是：在搞得熱烘烘之餘，發動政治動員的政黨、意見領袖有無認真想想，市民情緒開始高漲，是因為政治任命本身，還是一次一般性的情緒反彈。我個人觀察，應屬後者。而提這個疑問的意義，是我認為無論對政府領導或反對者來說，他們都有需要準確把握這個問題。
對反對者而言，他們應考慮清楚，在全力動員的過程中會否事與願違，成功挑起了要求政治效忠的情緒，但卻疏離於部分原來的支持者。什麼才是主要矛盾？這個問題需要研究。至於政府領導，我相信在他們腦海之中可能還一直在想，為何公關失誤會造成星火燎原。在我看來，小事可以化大，當中事必有因。群眾情緒高漲起來，一定不單只因為看不順眼政治助理高薪厚酬，或認為一切政府高位的招聘過程都需要全透明（政治任命就是組成班底，這一定不可能以用人唯才的原則來操作，而是需要包括其他政治考慮）。他們變得噪動，必有更深層次矛盾。
換湯不換藥
近期做過幾個訪談，中產背景的受訪者不約而同的表示：「其實換過領導班子之後，特區政府好像還是老樣子。」他們反問，究竟哪些地方—經濟氣氛除外—有最明顯的改進？他們認為舊班子的問題是不懂得處理與市民的關係，對社會了解不多。領導不乏主意，但遇上阻力時就開始搖擺，最後一事無成。新的班子確實對民情提高了敏感度，但問題有二。一是各大小行政失誤照樣天天新款，並未因為轉換了領導班子而完全受控，徹底提升施政效能。二是由於政府領導加強了面對社會的敏感度，他們開始拿起一些以往官僚系統盡量避免涉及的課題（如最低工資、歷史文物保育、公共廣播等，特點是關乎長遠承擔或道德價值判斷，而非一般行政事務），並嘗試作出回應。在處理與社會的關係來看，這是較以前更為敏銳的反應。不過在政策制訂方面，則這個政府無所不談，開頭還有一兩分熱情，但事情再發展下去，卻看不見首尾呼應，或者真的很有決心推出新政。大部分政策討論都是兜兜轉轉，見到這方反對時會加上這一點，見到那方批評時會刪去那一點，有時「溝淡」以作平衡，有時則施拖字訣。幾年之後，很多政府施政均是處於「三及第」狀態，只煮熟表面，內裏有生米、飯焦。市民曾經有過的良好感覺已發生了變化，焦慮、不安、不信任再次浮現。
留意近期一連串事件，能見到市民情緒的變化。特區政府要處理的，並不是一次公關失誤，而是市民又開始焦急了。特區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需要有更徹底的制度轉變，才有可能解決這種周期性緊張或互不信任的狀況。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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