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的心得
抗戰前夜和抗戰初期的外交，最重要的戰場，不是中美日三角，也不是中蘇日三角，
而是中德日三角。駐德外交官陳仁霞博士積數年之功，從已塵封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翻檢出
大量第一手資料，揭示了原本暗昧、實則驚心動魄的中德日三國角力大場景有兩個意義上
的抗戰：一個是金戈鐵馬的疆場格鬥，一個是使節穿梭的外交搏殺。如果說前一個抗戰發
端於七七事變，那麼後一個抗戰則要早得多，至少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已逐次展開。而在後
一個抗戰的最初階段，最重要的戰場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蘇日三角外交，
而是中德日外交。
美國的“借刀殺人”與蘇聯的“禍水東引”
國際關係最大的特徵是弱肉強食，沒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純粹的利益交換。正因
為如此，雖然就道義而言，中國是受侵略的一方，理應受到廣泛的國際援助，但即便是相
對而言對中國還算比較友善的美國，也認為中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
不大，由日本人統治中國對美國最有利——同時也對中國有利。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就斷
言，中日爭端的解決可能對美國的利益有害，最好讓日本在一個美國沒有重大利益的地
區，陷入一場非決定性的鬥爭；允許“我們遠東政策的原則及和平理想……蒙受進一步小
損害”。於是，美國以“借刀殺人”為其遠東政策的指導思想，一面慫恿日本與蘇聯和中
國為敵，鎮壓遠東的大、小布爾什維克，一面避免日美衝突。這就註定了，美國對日本侵
華僅停留于空洞的道義譴責，而不可能實際干預。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求援，美國置若
罔聞。甚至當1937年12月12日，侵華日軍故意挑釁，在南京江面擊沉美國炮艇“帕內
號”，導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國仍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對日本提供貸款，
出售戰略物資。
美國如是，蘇聯又如何呢？
蘇聯的最大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面對來自日本的危脅，蘇聯的主要對策，便
是挑動中日衝突，並使中日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氾濫，以犧牲中
國為代價，達到挽救蘇聯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並非死
於日軍之手而是死于蘇聯間諜之手。（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對俄歷史學家普羅
霍羅夫新著《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的報導）此案單從邏輯上看也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戰
爭的全面爆發，蘇聯如願以償。為了讓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但這
種援助是有限度的，必須以不得罪日本為前提，必須以不把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所
以，無論國民政府如何再三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在有限度援助中國的同時，私下裏
蘇聯日本一直勾勾搭搭，於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該條約第二條規定：
“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
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華的默許和縱容。蘇日《共同宣言》更聲
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
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以中國領土為相互饋贈的供品。蘇聯實現了確
保東線安全的初衷，並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對正處於抗戰以來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人
民來說，這無疑是令人寒心的叛賣之舉。
美蘇如此，其他大國也不仗義。國際社會保持著可恥的沈默。中國不得不在恐怖的孤
獨中迎戰強敵，外交上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一個危局接著一個危局，欺騙之後複有欺
騙，叛賣之後還是叛賣。
日本這頭鹵莽的野牛最終如中國期望的那樣撞上了美國的腦門，迫使美國拔劍自衛，
日本從此陷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泥沼，不能自拔。中國終於告別孤軍狀態，以弱克強，
與盟國攜手迎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
出於反蘇的需要，德國一度反對日本侵華
在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在中日衝突中竭力保持中立，這一點從前是甚少
披露的。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註定了德國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國一方，而是
與同樣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攜手挑戰文明世界，最終與中國為敵。但發展到
這一步，有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德國並非自始至終都與日本沆瀣一氣，在中日衝突的早
期，德國還保持著相對清醒的頭腦。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
影響儘管還不是很強大，但不容忽視。德國需要同中國保持密切聯繫，這樣既可以獲得從
別的渠道所無法獲得的戰略物資，又可以向中國擴大商品輸出，帶動德國經濟的快速增
長；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為叢驅雀，把中國逼上絕路而迫使中國與蘇聯結盟。
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
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是持異議的甚至是明確反對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給其
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
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共產主義，並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
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
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
國的支持。”德國還幾次向中方聲明，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並沒有要求德國擔負
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
一方面，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堅決抵制建立親
日遠東政策的強大呼聲，苦心孤詣地維持中德邦交。以至於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不能
不悲哀地承認：“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就
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係的不斷
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敵乎，友乎？德國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使日本感到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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