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奴自送死——百濟的“複國”活動
滅百濟後，唐朝大軍振旅而還，留下郎將劉仁願率數千唐兵留守百濟城，並派左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詔以劉仁軌代之。
百濟王扶余義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來已經降服唐軍，待他看到唐軍主力回國，萌生賊心，並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由於百濟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鍋端，擒送長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濟王義慈數年前送往倭國的王子扶余豐。當時北韓半島各國以及倭國等小國常常交換王子為質子，如同春秋戰國時的諸侯所為。倭人不自量力，想攪趟渾水討便宜，就派兵護送扶余豐回百濟，準備幫百濟“複國”，擴展自己在北韓半島的勢力。當時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齊明“天皇”，還是個娘們兒。估計是頓遭天譴，不久，這個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繼位，號為天智“天皇”——其實是“無智天皇”。繼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馬加鞭把扶余豐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豐這個“幌子”，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城造反，支援扶余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願的留守軍團團包圍于百濟城。
唐廷下詔，任劉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合勢救援劉仁願。唐、新聯軍一路廝殺戰鬥，直殺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爭梁墮溺者萬人”。道琛等人大敗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與和尚道琛爭權，道琛被殺。扶余福信“並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劉仁軌、劉仁願二人合軍後，休整士伍，準備再戰。新羅兵掠取大量百濟財物後，提前還軍。
高宗龍朔元年（西元661年），唐軍三十五萬在大將蘇定方率領下，又攻打高麗。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重演“班師”一幕。高宗下詔給劉仁軌，指示說：“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撥軍就新羅，共其屯守。若（新羅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處；若其不須，即宜泛海返國”。
不僅高宗詔示還軍，唐軍將士也卻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凍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劉仁軌上表，表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敵人又起，而我軍備預甚嚴，宜厲兵秣馬，擊其不備。戰而有勝，士卒自安。如此，則勝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軍既回，熊津又撥，則百濟余燼，不日復興。高麗賊寇，亦更倡狂。且今以一城（百濟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腳，即為亡虜。撥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扶余）福信兇暴，殘虐過甚，（扶余）豐猜惑，外合內離，勢必相圖。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
高宗君臣仔細研究，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留在百濟城堅守。
唐軍並不龜縮于百濟城中不敢輕出。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制人，率軍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峴城（今南韓鎮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另一個好消息傳來：果如劉仁軌所料，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兩人火並，扶余福信被殺。全身被劍捅刀劈之時，不知這位大將是否後悔自己召來了作為“掘墓人”的大侄子。
殺掉扶余福信，扶余豐連忙派使，分往高麗和倭國搬兵。高麗沒啥大動靜，倭國卻迫不急待，他們也效“圍魏救趙”之計，派兵數萬進擊新羅，攻取數城，然後直撲百濟舊地。
唐廷也沒大意，急詔右威衛將軍孫仁率近一萬唐兵從海路乘軍船馳援。兩軍會師百濟城，“兵士大振”。也難怪，孫仁唐軍不僅帶來生力軍，又有堅船鬥艦，大量補給、輜重也隨船而至，難怪唐兵歡天動地。
唐軍諸將議事。有人建議率先進攻當水陸要衝的加林城。
劉仁軌不同意。“加林城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圍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南韓扶安，位於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盡，須撥其源。如克周留，則諸城自下”。
於是，劉仁師、劉仁願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水陸並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高宗龍朔三年（西元663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餘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雙方合戰。唐軍四戰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量上佔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我國的造船技術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當時，倭奴還未從我中華天朝偷師學藝，技術方面落後得很，兵將甲胄品質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倭奴當時還不像唐以後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一萬多倭奴軍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敗，百濟、倭奴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軍的進攻，被殺得人仰馬翻。扶余豐脫身而逃，唐軍最終是“獲其寶劍”，這個“百濟王”竟不知所之，人間蒸發了（估計是被殺、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讓自己人幹掉。早知如此，當初他還不如留在倭國吃生魚片呢）。周留城內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率城內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掉的倭奴兵將，“一時並降”。當時，倭人好像還沒養成臨敗自己用刀掏肚子的習慣，一系列小矬個子軍將，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落。五、六萬倭奴軍，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跑的跑，終於心悅誠服地挨了中華天朝一頓猛揍。
“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就連降而復叛的百濟大將黑齒常之等人，也乖乖詣劉仁軌軍營投降。黑齒常之後來還成為唐朝得力大將，威振朔方。
劉仁願回長安後，高宗向他詢問情況，這位大將不專功，說明戰役主要指揮者以及表章主擬人均是劉仁軌。高宗“深嘆賞之，因超加（劉）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並賜京城宅一區。”本來，顯慶五年高宗徵高麗，時為青州刺史的劉仁軌監統水軍，因中途遇風失期，到達戰場時晚了一天，被削奪官職“以白衣隨軍自效。”正是因為百濟餘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終於成就了劉仁軌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劉仁軌乃文官儒將，破百濟時已是六十老翁。
劉仁軌絲毫不敢懈怠。他安撫百濟余眾，屯田厲兵，積糧撫士，準備下一步進滅高麗的戰爭。同時，他連上表奏，極言百濟之地不可輕棄，“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備，舉無遺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納其言。
百濟亡國，下一個肯定輪到高麗。幾年後，權臣蓋蘇文病死，其諸子爭權，長子泉男生為二個弟弟泉男建、泉男產所逐，窮急之下投奔唐朝。在這個“內奸”帶路指引下，高宗總章元年（西元668年），唐朝大將李勣為師，一舉踏平高麗，終於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未竟之業，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唐朝置安東都護府，留大將薛仁貴等二萬多唐兵于平壤，高麗終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類似中國《推背圖》的《高麗秘記》中早有“預言”:“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亡”。高氏王族自漢代起據有高麗，一直到滅亡，當時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軍主師李勣時年八十。嚴絲合縫，預言得中。由於高麗王高藏一直是個傀儡，唐廷赦而不誅，還把他封為司平太常伯，只把負隅頑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蠻荒之地，估計傻哥們至死連驢也見不到一個。
但沒過兩年，唐軍與吐蕃作戰失利，先失安西四鎮。西元670年至西元676年，安樂都護府兩次先後由平壤退撤至遼東。鋻於吐蕃的壓力，唐朝在北韓半島的統治逐漸萎縮。677年，唐廷相繼撤走高麗和百濟舊地上的漢族官員，送原高麗王高藏回國，想扶持這個“傀儡”繼續唐朝在當地的影響力。同時，為牽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濟王子扶余隆駐守遼東附近地區。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獨立”，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長安。
本來一直被高麗、百濟聯軍差點滅國的新羅，狗仗人勢，借大唐軍隊平滅兩個主要敵手後，狼子野心，開始想獨霸北韓半島，並與唐軍發生規模不一的軍事衝突，同時，新羅不斷接納百濟和高麗逃亡兵士，蠶食兩國舊地，日漸坐大。
武則天掌權後，把國內的李唐勢力和異己官僚勢力視為心腹大患，根本顧不上北韓半島。接二連三，又有契丹、突厥問題相繼出現，她就在西元700年（武則天久視元年）下敕：“東至高麗國、南至真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併入為蕃，以作為絕域”──完全視高麗舊地為外蕃，再不把其當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羅蹦達了數年，出來一個靺鞨族為主的部落在它旁邊建立了震國。713年，大祚榮改國名為渤海國，與新羅南北對峙。
倭奴雖大敗，但失敗確實是成功他媽。倭人本性就是欺軟怕硬，此後一直乖乖當孫子，數百年間不斷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師學藝，逐漸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國數百年間幾乎就是唐朝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北韓（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倭人未敢和中華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擊悶同時又擊醒了倭人，福兮禍兮，真不好說。
倭人在明治維新以前，常以“漢土”、“唐土”、“中國”稱呼我們天朝。以後倭奴有了點銀子，大了些膽子，就以支那（羅馬字母為SINA）音譯來稱乎天朝。特別是甲午海戰以及“七七事變”後，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稱謂來稱呼中國。美國兩顆原子彈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沒有“玉碎”反而“下跪”，並被盟軍勒令禁止蔑稱中國為“支那”。時至如今，日本右翼們，比如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仍稱中國為“支那”。據一些專家考據，支那音譯原為無貶意，後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才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其實，稱呼並無所謂，“日本人”如果從我們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myself”，大家也沒有誰振臂較真。至於小邦心態，改“漢城”為“鼠爾”者，更是不值一曬（鼠爾，鼠爾，鼠輩安敢爾）。當然，日本首都市長仍稱中國為“支那”，我們國人大可遵舊稱管這個東鄰叫“倭奴”，因為古史上這樣記載，它的天皇向天朝上書這樣自稱，中華皇帝賜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稱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來是炫耀它“久遠”歷史，真假不知）。
(星島環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