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史記》的作者生平、撰選動機、內容體例和史學地位。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也是可藉以了解中國古代史的惟一文獻。它被譽為紀傳體史著的鼻祖，它記載由黃帝直至漢武帝期間，即司馬遷當世前後二千多年的史事，是一部通史著作。它亦開創了新的史著寫作手法，以「人」為中心，綜合零碎的資料，成為一種完備的系統，對後世具有開創性意義。
《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其成長年代，恰當西漢全盛時期，即漢武帝在位時代。司馬遷出生於一個史官家族，父親司馬談於漢武帝初年任職太史令，學問淵博，精通天文曆算、古文經傳和諸子百家學說。故司馬遷幼承庭訓，「年十歲，則誦古文」。他十歲，從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有豐富的知識及經學基礎。二十歲時開始遊歷天下，名山大川，足跡所及，南到湖南，淅江，東到山東，河南，西及甘肅，北至長城諸地。所至之處必調查古蹟遺事，包括舊聞傳說、風土民情等，擴充了歷史知識，對日後編撰《史記》有莫大幫助。回到長安以後，任郎中一職。
司馬遷經過多番波折後，完成《史記》。他的撰述動機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透露出來。綜合而言，《史記》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馬遷為了繼承父親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視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然而，於元封元年，漢武帝行封禪大典，為古今曠見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辦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第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六百石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極其量只在於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蓻」。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其實，史遷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 這才是重點
至於《史記》的內容體例，則由《報任安書》指出說︰「上記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又指出《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萬文千五百字，內容上起黃帝，下迄漢武，記載了二千六百多年的事情。綜合其篇章，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體全書以人物記載為中心，輔以「表」作繫年。茲分別說明如下。
《史記》的「本紀」，共有十二篇，分為朝代本紀（如《夏本紀》）和帝王本紀（如《秦始皇本紀》）兩類，按年月記一國大事，詳述帝王興廢，為全書的總綱，是以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指出著作「本紀」的原因說︰「岡羅天下故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是從王朝更替，帝不遞嬗的過程中，追尋史發展的規律和法則。而司馬遷立本紀的標準，不在位而在權，故頸羽雖位止於西楚霸王，但秦漢之際有四五年時間，政權皆屬羽，他雖然無皇帝之名，卻有君主之實，故立項羽本紀中，也就是表明「政由羽出」。司馬遷把項羽列入「本紀」，落實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觀念，充份反映他重視歷史史實，多於個人名位。
《史記》的「表」，共十個，以紀年為主，把重要的史大事或歷史人物，按年代或時期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來，目的在指示史實的體年，以簡馭繁，一目了然，便於檢查，可補其他體列的不足。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明作「表」的原因說︰「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而「表」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記載年代久遠，不知年月史事的「世表」，如《二代世表》；二是將歷代相傳的世系、列國的交涉和糾紛，以及主要官職的更選等繁複事項條列的「年表」，如《十二諸侯年表》；三是與年表相同的「月表」，如《秦楚之際月表》。而《史記》的「表」，是司馬遷首創的體裁。來學者，對這種體例都有很高評價，即使批評《史記》最苛刻的劉知幾亦讚揚「表」的創新性，開後世同類體例先河。其後的《漢書》、《新唐書》等都有「表」這部分。可見《史記》「表」的體例對後世的影響。
《史記》的「書」，共八書，主要記載典章制度和禮樂制度。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指出作「書」的原因說︰「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可見他明白到僅以「人」作為史著的主線，未能完全了解歷史的真像，割裂了社會文化制度一系列的發展全貌。故此，他作了八「書」，分門別類地記述禮樂、制度、天文、地理等項目，例如《天官書》記天文，《平準書》記漢代賦稅及經情況。
《史記》的「世家」三十篇，是敘述先秦到西漢初年的主要王侯、外戚和諸侯國的歷史，如諸侯列國存亡之事、公侯賢人之嘉言懿行等。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指出作「世」的原因說︰「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股肱之臣以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換言之，「世家」收錄的對象，就星拱衛北辰，環繞著史發展的規律，從中發揮關鍵性影響的人物。而史遷立世家的標準，不在年代之久與論封地之大小，而是在米有功或有德於天下。如陳涉雖非王侯，卻列入世家。因「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首事也。」即指陳有首事亡秦之功。再加以子「垂六藝之統於後世」，影響深遠，亦列為「世家」。計《史記》共有三十世家，所載可分為四類︰春秋戰國之諸侯、漢初功臣侯、對社會有影響力之人物（如孔子）、與國家有特殊係者（如外戚、宗教。）。
《史記》的「列傳」共有七十篇，收錄上自貴族公子、官僚政客、軍事家、文學家、哲學家、隱士、游俠、說客，下至商人、卜者、俳优等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他們大多對社會和政治發展產生過正面或負面影響，此表現當代歷史的真面目。《太史公自序》說︰「扶義俶黨，不令己失時，立勁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列傳」可分為四類︰「一是基本以一人為主，但實際上多及兩三個與列傳主角相關的人物的「獨傳」，如《伯夷列傳》；二是把兩個有傳承或影響關係的人物並列一傳的「合傳」，如《屈原賈生列傳》；三是將所有能歸入同一階層或類別的人物，以類傳記述的「類傳」，如《游俠列傳》；四則是記述類近國家事跡的「外國或邊疆民族列傳」，如《匈奴列傳》。而「列傳」的最後一篇則是《太史公自序》，自述家世及著史動機、態度、體例等，後世史家多受其影響，所修史書往往有自序附於篇末。
《史記》的成書，是史學發展上的第一步，司馬遷成為中國史學的奠基者，而《史記》亦得到後世學者的高度呯價，甚至多倣其體例撰作史。《史記》的史學地位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到。
第一，《史記》體例完備，善於綜合古史的體裁，開創紀傳體先河。《史記》以紀、傳作為編的骨幹，是中國第一部「紀」、「傳」、「表」、書」俱全的正史，奠下中國歷代紀傳體史學著作的基礎，開後世紀傳為史的先河。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司馬遷參酎古今，發凡而起，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紀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一代君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目此一出，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史記》綜合前此的散篇史著體例，結成一書，終能「成一家之言」。《史記是紀傳體之創例，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此等體裁，是司馬遷沿襲過去舊體製從多方面綜合而成的，如「書」的標題，本於《尚書》，他貫通各體的優點，加以組織、綜合及創造成為前所未有的綜合體形式，開紀傳體先河。
第二，《史記》內容全面，包羅萬象，創全面歷史的先河。《史記》記述層面廣泛，並不限於政治範疇，而是涉及學術思想、典章制度、社會經濟等方面，內容完備。又以記載人事而言，《史記》人物不限於帝王將相等統治階層為中心，而遍於社會各階層，例如求籤問卜之徒、游俠、刺客等，可其內容全面。故此學者方壯猷說︰「由《世本》演變而為《太史公書》之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皆制度文物史之濫觴也。」
第三，開創通史體裁的先河。在《史記》以前，古史大都以編年為主，如《春秋》、或稍雛型的記事記言體，如《尚書》，亦有記譜系之牒如《世本》，或是個人單篇的傳記，如《穆天子傳》，但是卻沒有綜合以上各體而貫通之作。而且，《史記》之前的古史多缺乏完整與統一性，例如《尚書》只限於記載個別事件、《春秋》刖只限於一國一代，《國語》又只限於地域，惟有《史記》貫通自黃帝至漢武帝末年為止的歷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通史體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譽《史記》說︰「其總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足以該通，文章足以鎔鑄，則難以成書。」由此可見《史記》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