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以本民族題材為內容進行創作的滿族文藝家,並非完全似老舍先生創作《正紅旗下》那樣,是在寫自己有著豐厚生活積累的熟悉內容,而是更多地依託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去瞭解、研究、體驗能夠反映本民族文化的題材,從而創作出相應的作品,滿足他們成為他們民族文化認同心理的客觀寫照。
與此相關的還有當代滿族人學習滿語文的現象。其大致始於上世紀80 年代初期,至今二十多年來北京和東北三省都不只一次地舉辦過面向社會的滿語文培訓班,其中很多還是由當地的滿族聯誼組織發起,現在的一些滿族文化網站也都開闢有滿語文學習的欄目。此類學習的參加者自然以滿族人為多,雖然年輕人占其中大部,但也不乏已離、退休的滿族老人。他們當中鮮有以研究滿族文化和清史為職業的專業人員,而且即使以優異成績卒業,也不會為自己的擇業或增加經濟收入帶來優勢條件,基本上都是出於瞭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需求,將學習滿語文當作完善自己滿族民族成員身份的必要條件,抱有對自己進行本民族傳統語文“掃盲”的願望,自發地付費參加學習。儘管參加此種學習的人相對滿族眾多的人口而言仍是很小的部分,但與他們具有同樣想法,因各方面條件限制未能實現者,在滿族人中卻佔有不小的比例。所以,這種現象也可以為評價當代滿族人的民族意識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在日常生活習俗方面,當代滿族也並非完全失去其本民族的傳統,這在東北、河北、北京地區滿族人口相對集中的農村或山區體現得更為明顯,而且這些地區的滿族人數在本民族人口總量中所占比例要遠大於城市人口。如遼寧省,滿族人口總數約五百萬人,其中城市固定人口約為1/ 4 —1/ 5 ,其他三百萬以上的滿族人都居住在農村鄉鎮。吉林、黑龍江、河北、北京等地滿族城鄉人口的比例或大致如此,或鄉鎮人口的比例還要大一些。由於滿族在上述省份中基本上是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分佈,而在人口較為集中的地方(如遼寧、河北、吉林的十幾個滿族自治縣和數量更多的滿族鄉鎮) ,許多生活習俗仍然是以滿族的特點為主,或者說是滿、漢融合的樣式, ———既有滿族的“漢化”,也有漢族的“滿化”,很難說滿族的傳統風俗至今已蕩然無存。例如,東北農村婚俗中的“坐帳”,儘管現在的形式各有相同,但明顯是源自滿族傳統;遼東和吉林一些地區農村喜食的“粘豆包”“豆麵卷子”“湯子”等食品,以及基本飲食習慣和禮節,都源於滿族食俗;新賓等地清明節掃墓時,廣泛地流行著“插佛朵”的形式,也是很典型的滿族祭俗;在東北很多地區的農村民居,至今仍普遍流行著滿語稱為“呼蘭”和落地式煙囪。並在房前或房側建造苞米倉子(滿語稱“哈什”) ,等等,這些習俗都並非一村一戶的特例,已經成為當地本土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隨著歷史進程加入新時代特色的滿族原生態文化,不僅成千上萬的滿族人在依俗而行,而且生活在滿族文化區域內的漢族、蒙古族、朝鮮族等也很自然地接受,但如果認真研究其起源和流傳脈絡,仍可以辨識出其固有的民族屬性。
通過以上的簡單論述可知,當代社會中滿族的民族特徵並非已經“消亡”,只要其研究
者和觀察者能選取合適角度,並熟悉滿族文化的歷史源流,就可以從他們平時的生活中發現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質,從而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生動翔實的第一手材料,使滿學研究取得更有時代性和普遍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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