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被「戴帽子」、受「大批判」的錢名世
讀史新劄 / 謝 忱

　　何謂「名教罪人」

　　錢名世不是現代人，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風波。他是在公元1726年被清代雍正皇帝親自戴上政治大帽子「名教罪人」，和受到雍正親自指揮的全體在京文臣大批判圍攻的江南名士。

　　名教，就是名聲與教化，也即古代社會對知識分子規定的禮法規範和道德標準。崇奉儒家封建禮教的古代士人也稱「名教中人」。所謂「名教罪人」，即指敗壞儒林道德，玷污名教聲譽，為「名教中人」所不齒的士人。

　　「名教罪人」事件發生在雍正初年，主角是翰林院侍講錢名世，案情只涉及到他和雍正皇帝、年羹堯大將軍三個人。錢名世是常州武進人，而常武地區的史誌卻從來不提錢名世的戴帽之事，大概是怕壞了常州「名教」界的聲譽吧。

　　雍正、年羹堯、錢名世三人「大事記」

　　為了便於了解這事件的梗概，我們且根據歷史記載看看這三個人在這個時期的「大事記」：

　　1.康熙三十八年（1699），錢名世鄉試中舉（南榜），年羹堯鄉試中舉（北榜）。兩人表字都為亮工，又為鄉試南北榜同年舉人。

　　2.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堯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遷內閣學士。

　　3.康熙四十二年，錢名世中一甲三名進士（探花），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

　　4.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八年，錢名世參與纂修《佩文韻府》、《淵鑒類稿》。

　　5.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堯任四川巡撫。

　　6.康熙五十八年起，錢名世參與纂修《駢字類編》、《子史精華》。

　　7.康熙五十九年，年羹堯授平西將軍，平西藏，任川陝總督。

　　8.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死，年羹堯與延信共同主持軍事。雍正帝即位。

　　9.雍正元年，年羹堯之妹原為雍親王側神福晉，雍正繼位後封貴妃。年羹堯總理西北軍務，進剿羅卜藏丹津，授撫遠大將軍。雍正初登位時曾在給年羹堯的朱批中寫道：

　　「你此番心（按：疑為「西」之誤）行，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

　　10.雍正二年，青海平，年羹堯以軍功晉一等公，加太保。錢名世獻詩年羹堯頌揚其平藏之功。詩中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句，並加自注道：

　　「公調兵取藏，宜勒一碑，附於先帝平藏碑之後。」

　　11.雍正三年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三月，年羹堯上疏祝賀，即把「朝乾夕惕」寫成「夕惕朝乾」。雍正帝怒責年「有意倒置」。四月，年羹堯改任杭州將軍，七月黜為閒員。雍正在朱批中寫道：

　　「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類人也。」

　　十一月，年貴妃病篤，進封皇貴妃。妃薨。十二月，年羹堯以九十二罪，被責令自殺。同他有交往的人都被審查問罪。

　　12.雍正四年（1726）三月三十日，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應革職交刑部從重治罪。（陳援庵《錢名世軼事》）

　　四月二十日，雍正批覆：

　　「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制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可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記其劣跡，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為詩文，一並匯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刊印）。」

　　385位文臣的與《御制錢名世》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錢與年也只是一般的關係。兩人雖為鄉試同年，但分屬南北，原無深交。在官場中年多外任主軍務，錢則為文職京官，事纂修，私人交往也不見有異常之處。錢不足以歸年黨，更不能算是反清分子。錢是眼見雍正對年如此親暱，想以詩作討好兩人，討好大將軍是虛，討好皇上是實，所以才做出這等「諂媚奸惡」的蠢事來。這是封建文人趨炎附勢、獻媚投機的一種弱勢心態的反映。這種人歷代都不少見。雍正帝也認為「其所犯尚不至於死」，所以赦其不死，只給戴上「名教罪人」的大帽子，讓其羞辱一生，令其生不如死。

　　可見雍正要借錢名世的典型做天下文士的反面教員；要借「名教罪人」的大帽子壓制所有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吳承恩筆下的觀音大士是降服孫悟空的「金箍帽」的始作俑者，那麼雍正就是深得「禁箍帽」三昧的觀音高徒了。他對年羹堯所說的「不知如何疼你」，正是對年、錢兩人的陰謀。他對年從呵護唯恐不周的熱戀狀態一下子變成視年為「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的死敵，連一點降溫的過程都沒有。

　　至於眾大臣奉命圍剿「名教罪人」錢名世的大批判戰果，就是385位文臣的詩作，經過雍正親自審定，題為《御制錢名世》，命錢名世掏錢精裝自費出版。

　　當時有些批判者的詩沒被雍正通過還受到了嚴厲的處分。翰林院侍讀吳孝登「作詩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為軍奴；侍讀學士陳邦彥、陳邦直「謬誤舛錯」，翰林項維聰「文理不通」，都被革職回鄉。另有六人作詩「浮泛不切」，原作發還重做。可見這些大批判詩都是雍正淫威下的產物。所有作者都只能是雍正的應聲蟲，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才有多高，名有多清。

　　還有禮部左侍郎查嗣庭和翰林院檢討謝濟世的批判詩雖被雍正通過了，但他們未從此案中受到「教育」，思想立場也未得到「改造」。就在本年「名教罪人」案結後不久的九月，查嗣庭以出試題居心「怨望譏刺」罪身陷「試題案」文字大獄。雍正五年查在獄病死，被戮屍，兒子坐死，家屬流放。謝濟世則先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得罪遣戌，後又於雍正七年以毀謗程朱、怨望誹謗罪罰充苦差。

　　《御制錢名世》的大批判詩的流傳極少，各位批判者的個人詩集或選本多不錄此等詩。他們認為，這些詩都是「順風之作」或「違心之作」，是不值得保留的。

　　故宮博物院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文字獄檔案史料時，也沒有錄入此案的檔案材料。只由故宮文獻館編印過題為《名教罪人》的資料性詩集，現在也很難見到了。

　　如今，十八世紀前期雍正皇帝的龍威、年羹堯的九十二罪、錢名世常州故居門楣上的「名教罪人」御匾、眾文臣的大批判詩集《御制錢名世》，都已成為歷史長河中不甚起眼的一粒小沙子。反觀二十世紀中葉的滿天大帽子、滿地大批判和滿街紅海洋，也都一去不返了。但是，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段的文人境遇，竟是如此的相似！而後者與時俱進，在運作的規模和手法上，更為無比酷烈，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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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x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