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当汉奸明星”：胡蝶逃离香港内幕
1937年，胡蝶与丈夫潘友声携家眷前往香港，原准备就此息影，然而，胡蝶禁不住“制片大王”张善琨的盛情邀请，又担纲主演了《绝代佳人》、《锦绣天堂》和《孔雀东南飞》三部电影，再度轰动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急需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大陆名人为他们装潢门面，粉饰战争罪行。当他们得知中国的“电影皇后”正滞留香港，于是派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人称“中国通”的和久田幸助，前往游说胡蝶，施以怀柔政策。和久田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称胡蝶是闻名中外的大明星，希望她以自己的知名度在香港继续发挥作用，参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
面对和久田幸助的所作所为和“司马昭之心”，胡蝶一面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面暗下决心尽快逃离香港。她随后专程拜访同样寓居香港的梅兰芳，商量逃离事宜。当她见到梅兰芳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留在她记忆中的梅先生潇洒俊逸，可眼前的他清癯消瘦，唇上还留着一撇浓浓的胡须。胡蝶听了梅兰芳“蓄须明志，为避国耻”的解释后，不由得心生敬意。当胡蝶询问梅先生是否会去重庆时，梅兰芳坚定地表示自己暂时哪儿都不去。他告诉胡蝶，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日本人再强硬也奈何不得。但是，他对胡蝶的处境表示非常担忧，认为日本人必定不会放过她，怕她一个弱女子经不住威胁诱惑。胡蝶在梅兰芳的感染下，郑重地说:“请梅先生放心，我胡蝶决不当汉奸明星。”
然而，这个时候的胡蝶已经被日本人严密监视，行动很不自由。不久，和久田再次光顾，他笑里藏刀地说:“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这些有名望的文化名人，拟定了三条政策。第一，如果你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妥善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第二，尊重你们名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人；第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不知胡蝶女士对这些条件是否满意？”胡蝶心有准备，诚如她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所谓的无条件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而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和久田见胡蝶沉默不语，又向胡蝶游说东京是亚洲的天堂，有樱花，有高度文明的物质生活，希望胡蝶前去看看东京的建筑风光，看看富士山和北海道。
胡蝶心知日本人必有阴谋，便不卑不亢地说:“和久田先生不会无缘无故地邀我去看樱花吧？”“其实也没什么，日本百代电影公司想邀请胡女士合作拍片，片名就叫《胡蝶游东京》。”这下，胡蝶终于看清了日本人的真正意图，但她始终以自己到香港后已发誓息影为由相推辞。
和久田认为胡蝶一再推脱，是担心自己会被国人骂为汉奸，便告诉她这是一部风光片，一点不涉及政治，希望胡蝶不要有所顾虑。他见胡蝶蹙眉苦思，沉默不语，就语带威胁地说:“这次是陆军总部下达的命令，我奉劝胡女士最好答应，别忘了你目前是在香港，而香港又是我们日本的天下……”面对和久田咄咄逼人的凶恶嘴脸，胡蝶暗生一计，她答应去东京，并笑着说很想跟日本影界合作，只是眼下已有身孕，不便拍片，但“承诺”分娩后一定赴东京。和久田将信将疑，可想到诱胡蝶拍片，终不能强行，这才罢休。
胡蝶深知自己目标太大，很难逃脱，她心烦意乱，寝食不安。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当年在上海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献旗英雄”杨惠敏突然出现在胡蝶面前，说明自己是奉命来营救她的，胡蝶的脸上终于露出一种绝处逢生般的惊喜。胡蝶了解情况后，表示很愿即刻回到大后方，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但杨惠敏考虑到这次行动情况特殊，一是日本人对胡蝶监视严密，二是日本人对救援行动已有警惕，为了保险起见，杨惠敏决定与广九一带活动的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约定了双方再次见面的时间。
胡蝶随即开始着手逃离香港的准备，悄悄地把在香港的全部不动产兑成了现钞，并把自己除随身以外的物品装入10多只箱子。几天后，杨惠敏带着游击队老王如约前来，为确保胡蝶一家能够安全撤离香港，老王带胡蝶夫妇及孩子走一秘密山道，此行虽艰苦，却安全；其余的人则由杨惠敏带领从罗湖桥封锁线过，最后在广东惠阳会合，再同赴曲江。
那天，香港大雾弥漫。清晨，胡蝶身穿紫红马夹，下着黑长裙，足蹬平底布鞋，丈夫潘友声则身着浅灰色长袍，戴着礼帽，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沉默的孤岛香港。对于这次逃离的经过，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但天有不测风云，胡蝶在撤离香港时携带的数10箱财物竟在路上遭到抢劫，胡蝶视若生命的家当丧失殆尽，其中包括胡蝶精心积攒的各种首饰和宝物，她一生的影集和剧照，以及鎏金溢彩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杯等。
5天后，胡蝶一家顺利地抵达韶关小镇曲江。胡蝶不畏日军威逼利诱，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香港的消息迅即传开，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记者闻讯纷纷前往采访。胡蝶在记者招待会上，感慨地说:“我虽然是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应选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