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文史天地”载文：《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评论》（下称“《把》文”）。只看这题目似乎不错，但它以此命题非议拙文《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对历史小说《张居正》悖逆历史、厚诬与粉饰古人所作的批评，这就不敢苟同了。
　　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空谈原则，分歧好像并不大，评判具体作品，认识有时就相去悬殊。是否容许严肃的历史小说明显地悖逆历史、厚诬或粉饰古人则是认识差别的一个焦点。《张居正》第一、二卷的内容大量悖逆历史，《把》文作者却对其反映的历史观颇为赞赏，而在笔者指出其悖逆的严重情况之后，《把》文又说：“在主旨正当的前提下，确有‘粉饰’和‘厚诬’也未必都能够否定”，并举出《琵琶记》之蔡伯喈、《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之曹操和《长恨歌》系列作品之歌颂爱情作为佐证。这是以古代本不可比之例为当前严肃的历史文学厚诬与粉饰古人辩解与张目。
　　所谓“主旨正当”，无非是指《张居正》以肯定的态度写“史学界内外”共同肯定的“万历新政”———张居正的改革。这样的主旨难道可以或需要颠倒部分历史的美丑、大力厚诬和粉饰古人来表现吗？显然不合逻辑。其实，所谓历史小说的正当主旨，就是确当地选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某种业绩和精神。表现这种业绩和精神既有现成史料，又可顺应史料的导引大力生发和想象，最不需要悖逆历史，更不应该厚诬和粉饰古人。即如张居正的吏治改革，反对派大有人在，先后上疏朝廷的就有给事中余懋学、御史傅应祯、刘台、赵世卿等多人，大多受到张居正的惩处。作品本可铺写其事，亦可生发，进行虚构，何须舍此而厚诬同是改革派的高拱、“谔谔之士”魏学曾和全不相干的正直之官王希烈呢？高拱不仅是改革派，也是张居正的盟友和理财能臣，他从隆庆三年年底“再入政府”掌辅政实权，在张居正的配合下，不到两年，就使太仓的年收入由前四年徘徊于230万两左右一跃升到310多万两，被张居正赞为“至国储用足”，“称治平矣”。次年七月开始的万历新政就是从这种经济条件下起步的，将改革推向更高的阶段。历史小说怎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先是编造高拱丧心病狂地排挤张居正并致国库于空虚的境地，至以胡椒苏木折俸，后又将这位对改革有功之人诬为改革的反对派，幕后指挥魏学曾、王希烈等破坏京察，保护贪官。这样完全歪曲了历史，也歪曲了张居正所进行的吏治改革。更可怪的是作品不写张居正在京察中大批裁汰“不职和附丽拱者”，而反复写他对虚拟的高派“上百名”贪官曲徇私情，以显厚道，使这位以“持法严”著称的“铁面宰相”成了贪官最得力的保护伞和老好人。如此颠倒、悖逆历史，怎么可能表现张居正改革的“正当主旨”呢？其实，各种歪曲历史的主旨才需要厚诬或粉饰古人，以达到表现那主旨的目的；一切“正当的主旨”，都不需要厚诬和粉饰，需要的是顺应史料的烛照和导引，展示并提高种种历史人物本来具有的思想精神。这是最明白也最简单的道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要就是对历史实事求是，用之于虚构的历史小说，其底线便是不颠倒历史，不厚诬和粉饰真实存在过的前人和古人。
　　古代文学作品的某些现象各有自己的状态和成因，但都不是历史文学厚诬与粉饰古人的样板，更不能作为今天的历史文学可以厚诬与粉饰的依据。《长恨歌》系列作品多非单纯歌颂爱情，有的也批判了李隆基的“好色”而导致动乱。就是它们大力歌颂的李、杨爱情及悲剧结局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作品描写的正是这种基本史实。至于作者的感情色彩，不同的作者会各不相同，也应允许这样的不同，不能将这种感情爱憎的分别与《张居正》那样颠倒历史事实的粉饰同日而语，赞扬什么样的爱情与掩藏杀人、害人、贪贿有着本质的分别，前者有他自己的权力，后者则是不折不扣地粉饰丑行、歪曲历史，是唯物史观所不容者。《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被有的评家誉为书中惟一带有圆形特色的人物，这是因为作品虽突出了他的奸诈特点，却也大体真实地写出其多种历史功绩和雄才大略，《把》文作者也说，“作为艺术典型，他的过人的才华、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阴狠刻毒、狡诈无信都被放在情节中细腻展现”，可见他不是被颠倒了真实历史的脚色，而是被多面展示的同时强调了某个侧面的形象。其奸诈特色多有正史或野史的资料为据，便是最典型的枉杀吕伯奢一家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是《三国志》裴注所引文献记载的展示和生发，非作者滥造。三国戏是由《三国演义》改编的，自然也是这种情况，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戏剧化的夸饰而已。曹操本人确有奸诈的一面，被作品艺术放大就会成为白脸。这同样是美其美而丑其丑的文学功能的正常现象，与《张居正》将多位廉吏写成贪官之类的厚诬、悖逆之笔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内容是在漫长的封建正统观念处于统治地位时期自然形成的，凝聚了时人的智慧和爱憎，不是哪位文人作者故意悖逆史料、更未颠倒美丑，作者们都深信历史上的曹操虽有雄才大略却是可恶的奸臣。从这方面说，也与《张居正》蓄意厚诬多位古人以反衬张居正大相径庭。
　

　《琵琶记》中那个不很光彩的男主人公为什么安在“性笃孝”的东汉大儒蔡邕头上，倒是文学史上需要探讨的问题。由于此戏早在宋代就流传于民间，且有“赵五娘蔡二郎”之称，董每戡先生便提出如下解说：“二郎本可以叫中郎”，“陆放翁诗把他写为蔡中郎，元陶宗仪‘辍耕录’冲撞引首条下就写了‘蔡伯喈’一本，到‘琵琶记’就成为蔡邕字伯喈，陈留郡人氏”。如此说来，则是一误再误所致，蔡中郎系由蔡二郎衍化而来。其实，不管这解说是否确当，并非历史文学的《琵琶记》将与蔡邕全无关联的不光彩事安在蔡邕头上，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中国古代小说（包括戏曲）的创作观念重写真（包括只用真人姓名）而轻虚构，二是封建时代无视人权，更无视前人、古人的人权，用真名说假事是小说中的常见现象，凭作者感情有意无意厚诬前人的作品并不希见。《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对改革家王安石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薛仁贵征辽事略》滥诬张士贵等埋没薛仁贵的军功，而《三遂平妖传》和《拍案惊奇》的《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更是妄诬王则及唐赛儿起义，无所不用其极。这与现代的小说、戏剧每将模特儿的真名隐去以便于虚构的创作观念恰好相反。其实，避实尚虚不仅是创作观念的大发展，也是社会观念的大进步，是尊重人权之所必需。这种大发展和大进步带给当代严肃的历史小说的重大变化就是对古人也自觉给予应有的尊重，所写的历史人事起码不要悖逆历史，颠倒美丑，不妄诬或粉饰我们的先人（粉饰不是美其美，而是美其丑或掩其丑），在精神与本质方面要努力写出与历史人事大体相类的艺术形象。这也是唯物史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体现。如果在高张民主与人权旗帜的现世，还认为历史小说不妨厚诬或粉饰古人，用《琵琶记》中的荒谬现象为今日历史小说的荒谬作辩护，那岂不是无视和拒斥当代严肃历史文学的这种应有的变化和进步？用唯物史观创造历史小说还从何谈起？优秀的古典文学并非什么都优秀，某些悖逆历史、妄诬古人之弊，无论是怎样产生的，都应和那个时代一起终结，不可让它代代相传。
　　最近，《张居正》的作者以《明史》不可全信为由，说“既然史书编纂者有权按自己的历史观来遴选和征集史料，我们作家为何就不能按自己的历史观来‘厚诬’与‘粉饰’古人呢？”这与《把》文是同一基调。笔者以为：“遴选与征集史料”和“厚诬与粉饰古人”远非同类，比并不伦；史家虽有谬误之文，更有董狐之笔，大多可信，其谬误也大多可以辨别，不能因其有错有谬就不信史；无论史家还是作家，都不可厚诬和粉饰古人，那样做不是他们的长处、好处、优越处，而是其历史观的短处、错处、失误处，从其产生之日就不断受到批评，《张居正》的作者不是也在批评《明史》吗？，可见不宜学习和提倡。古人早已作古，没有人权保障，小说家如果觉得“有权”厚诬与粉饰他们，批评者也就责无旁贷地要指出这种厚诬与粉饰的荒谬和不可取。在民主与人权已成人之共识的今天，读者有理由要求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家给古人的人格以起码的尊重，莫将颠倒其善恶、美丑视为作家的一种权力。这也是当今历史文学所应崇尚的现代性。
　　笔者对《张居正》悖逆历史的批评，还被《把》文说成是“用史料考据来疵议小说的细节”，责问历史小说“是不是都必须据史料实录，增之一分则为‘粉饰’，减之一分则为‘厚诬’？”王春瑜先生也提出同类责难：“马先生用索引式考史的方法，去评判小说《张居正》，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定要强调小说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无出处，则历史小说岂不成了历史教科书？”我很差异：两文曲解笔者的观点居然这般如出一辙，把我对历史小说不能悖逆历史的起码要求变为不准离开史料一步的荒谬苛责。拙文的批评摆在那里，全属悖逆历史人事的善恶、美丑之大节，无一例外。非但不是细节，也不是什么“艺术处理”。论辩者对此应了然于胸，所以才又不约而同地指斥拙文“基本否定”《张居正》，“几乎可把《张居正》判死刑了”。这虽属张大其词，却与前一种指摘恰相抵牾，互为水火：如果拙文是“疵议”一些细节，追索几处出处，何谈否定百多万言的皇皇巨作？大概也无须两位学人投入这场笔战了。再者，把对悖逆历史的批评说成反对虚构，岂不是说虚构就必须悖逆历史？何可思议！
　　历史文学，特别是严肃的历史小说，虽是文学作品，表现的却是历史的人物与历史的精神，既需要文学的评论，也需要历史的批评。令人不解的是，本来主张“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家要面对文学批评与历史批评两方面检验”的学人，在别人对《张居正》提出历史批评之后，不说那批评是否确当，却一味要人“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评论”，评论它的“艺术成就”。在我看来，必要的历史考察乃是历史文学评论的基本工作。有大量内容悖逆历史的作品，其艺术成就也很有限。倘不了解作品与相应历史的关系如何，就用种种表示高美的文学词藻盛赞严重悖逆之作，甚至对颠倒历史的文学标本也说这样那样的好话，那就不仅会误导读者，本身也是沙滩上的建筑，很难立足于久远。《张居正》是笔者所见悖逆历史最多最严重的当代历史小说，而评家对它评赞之多之高却无与伦比。其中自有对作品的长处比较切实的分析与评赞，而更有远离作品实际的高帽文章。造成后一种情况有多种原因，除了大家都熟悉和头疼却莫可如何的风气之外，把历史小说只“当作文学来评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居正》的失误给历史小说创作留下一个沉重的教训，为《张居正》大戴高帽又给历史文学批评留下了什么？似乎也不能不深长思之。

近幾年看了一些大陸電視劇，都把歷史加工，可謂達到隋心所慾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