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
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
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