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时不惜得罪美国的决心，从他当天的另一项人们后来很少提及的重要决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美国正在调派大批飞机、军舰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上海、
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目标。然而，毛泽东这一天却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当天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坚决彻底地执行起义方针，除发动南京、上海、
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以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队人城援助。他并且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几乎就在他发布上述命令的当天，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电报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当然，谁都清楚这是来自莫斯科最高决策者的电报。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和平问题。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尤其是后面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关于斯大林发出这封电报时的真实想法，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电报原件也迄未找到）。但联系到斯大林1948年初承认他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和1949年初再度劝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极力强调斗争策略等情况，说他就是想要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这可能也有点简单化。不过，不论斯大林如何考虑问题，毛泽东相信他是要中共走法国式的议会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苏联一定援助中国革命之后，又下来这种几乎是要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的命令，毛泽东内心会激起怎样一种感情波澜，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关这封电报引起的直接反应，毛泽东当年的翻译师哲的回忆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而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则描述毛泽东是“大发雷霆”。当然，生气归生气，毛泽东最后还是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
从21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并明确指示各地，除个别地点外，一般应去占领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去夺取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亦致电重庆，表示将派周恩来先行前往重庆谈判。已经开始赶往东北的部队，也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让他们暂时“开至热河边境探明情况后再行决定”，因“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详细说明了他考虑到的苏联坚持不允许同国民党对抗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并且举希腊的例子说，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就是因为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中共，也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而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不过，他还是想要安抚领导人中间的失望情绪。他强调说：这并不等于苏联不帮助我们。事实上，苏联现在也是在干涉中国，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当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装去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而毛泽东是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谈判不可怕，“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两天后，基于莫斯科的建议，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同周恩来一道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次谈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毛泽东却大不以为然，一直对这段经历愤愤不平，总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断言斯大林要他去重庆，其实就是“不许革命”。
十年以后，毛泽东多次不满地谈到过这件事，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