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滿文的興衰
滿語在一天天走向消亡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滿文的產生、發展、繁榮、衰落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滿族的先世女真人在我國北方曾建立金國政權,創制女真文字完顏希尹在女真語的基礎上,參照周邊的契丹文和漢字創制了女真大字,後來,又創制女真小字。如今傳世的女真文究竟是女真大字,抑或是經過改造的女真大字,學術界尚無定論。女真文的繁盛期不過百年之久,隨著金國的滅亡,逐漸走向衰退。金女真國為蒙古所滅後,建立元朝的蒙古統治者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因此,蒙古文開始在女真人中使用,並逐步取代了女真文往曰的統治地位。至明代後期,女真人完全放棄了女真文改用蒙古文。女真文雖然停止使用了,但女真語仍在女真人中通行。女真人的後裔努爾哈赤幾個世紀後再度崛起,開始了統一女真的大業,終於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初建政權。隨著軍事力量的不斷強大和政權的草創,其經濟和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與明朝、蒙古、朝鮮的聯繫曰益增多。此時的努爾哈赤政權統治下的人們仍操女真語,但“凡屬書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漢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這種語言與文字之間的不和諧,為努爾哈赤的內政和外交帶來了許多麻煩,也就是說女真語與外借文字(主要是蒙古文)之間的尷尬局面嚴重阻礙了努而哈赤統一大業的發展。創制與自己的母語女真語相匹配的文字,成為當時政權發展的必需,因此,努爾哈赤決意創制自己的文字。《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有一段文字詳細記載了滿文創制的時間、創制者和創制的情形,從中可以知道滿文的創制時間是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但與史料記載不同的是,滿文的初創制者僅額爾德尼一人,因為《清史列傳》卷四《額爾德尼傳》記載“會噶蓋以事伏法,額爾德尼遵上指授,獨任擬制”。這樣借蒙古文字結合女真語言的滿文創制出來了。分析努爾哈赤及大臣借用蒙古字創滿文的原因大致有兩方面:第一,滿族的先世女真人在放棄女真文後,雖然說女真語但改用蒙古文,滿族中的許多人精通臨近的蒙古語、蒙古文。第二,雖然滿族先世女真人曾使用過根據契丹字和漢字創制出來的女真文,但女真文屬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存在著結構複雜、學習和使用都不方便的缺點,而蒙古文字是表音文字說明,書寫簡單,學習和使用更方便。另外,從滿文的創制時間和創制方案兩方面體現努爾哈赤的遠見卓識。滿文創制之時,後金還沒有正式成立,只是一個草創的政權,當時正處在刀光血影的戰爭之中,按說無暇顧及文字的創立,如此可見努爾哈赤的深謀遠慮。
在文字的借鑒上,努爾哈赤既精通蒙文又精通漢文,而其先祖又創有女真字,但努爾哈赤不墨守成規,體現了大無畏的創業精神。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滿文的創制也是如此。初創的滿文叫老滿文,它存在著字母形式不規範的缺陷,因而,造成一個字母有多種讀音和一個音有幾個字母,在使用時造成混亂的現象。《滿文老檔》中記載:“十二字頭,原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塔達、特德、紮哲、雅葉等雷同不分。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至於人名、地名、必致錯誤。另外,隨著後金政權的不斷發展,滿族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許多新事物,老滿文無法確切表述。因此,對老滿文的改革勢在必行。老滿文的改革者是達海。老滿文的改革方法是:一、為老滿文加圈點,確定每個字母的讀音。二、增加特定字母,解決漢語借詞拼寫問題。三、規定了一些音階的連讀。老滿文的改革時間,許多學者認為是天聰六年(163年)。但本人比較同意的一種觀點是至天聰六年滿文改革完畢,也就是說,天聰六年之前達海就著手進行老滿文的改革。中央民族大學季永海和白立元兩位先生的《談天聰五年〈設立六部檔〉》一文中認為,《設立六部檔》產生於天聰五年,而《設立六部檔》的文字同老滿文早期的情況相比已經有所變化,字母和音節的書寫形式基本統一,固有詞詞幹的書寫形式大體定型,為新滿文的出現打下了基礎,證明了天聰五年時老滿文就已經改革了。另外,遼寧省民族研究所的關克笑先生在《滿族文化史》第六章《燦若留星的滿族文字》中,用很大的篇幅論述了老滿文的改制時間非天聰六年和天聰三年,從史料記載的有關達海生平的記錄中推斷出老滿文的改革時間是始於天命八年。改革後的滿文叫新滿文,新滿文的推廣當在皇太極在位的天聰六年始,此後,滿文廣泛應用在記錄政事和翻譯漢文典籍之中,至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關後,滿文作為官方語言應用的範圍曰益擴大,隨著“康乾盛世”的出現,滿文的應用更加繁榮昌盛。從清初至清中期,尤其是順、康、雍、乾幾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滿語文的學習和推廣。北京設八旗官學、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宗室學、覺羅字、世職官學、八旗義學以及健銳營、外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教場等官學;在盛京設盛京旗學;在吉林的吉林、甯古塔、三姓、阿拉楚喀、琿春、烏拉、拉林、額穆赫索羅設旗學在黑龍江的墨爾根、齊齊哈爾、黑龍江城(瑗琿)、呼蘭設旗學;在各省駐防各地設荊州旗學、廣州旗學、杭州旗學等。各類學校學習“國語騎射”,也不排斥學習漢文。滿語文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儘管如此,到乾隆時期,滿語文的使用還是顯露出危機。臣僚的奏摺中多用漢文,用滿文的越來越少,連盛京之地官員都不能用滿語奏對,其餘可想而知,滿洲人才“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俗”。為此,乾隆多次頒佈諭旨,強調“國語騎射”的重要性設官學教授滿文,尤其是對王公子弟每年進行兩次滿語考試,不能者,治教習、父兄罪。又下令取消旗人參加翻譯舉人進士考試,目的是煞住滿族人熱衷科舉之風。還規定臣僚奏摺及來往書函、行文要以滿文為主,尤其祖宗發祥之地盛京,一切上下行文都要有滿文。乾隆帝還對滿文進行規範化改革,主要是:將一部分漢語音譯借詞譯成滿語意譯,增加了滿語新辭彙;規定了漢語同音多義字的滿文譯法;增加附加成份使漢語借詞更趨向滿語化。乾隆的這些強化滿語文的措施好比一支強心劑,對曰漸衰落的滿文起到一些作用,但持續的
時間不長,滿語文如西沉的落曰,餘暉漸少,經過嘉慶、道光至同治、光緒時徹底走向衰落分析滿語文衰落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1.入主中原後,清政府在許多地方實行八旗駐防制,滿族人被派駐到各地方,而後,漢族人又不斷被調往東北地區,形成滿漢雜居的局面,在語言、習俗等方面互相影響,民族之間出現同化現象,更明顯的是滿族不斷漢化。2滿漢雜居之勢,使滿文化陷入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尤其是漢語文歷史悠久,形成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其巨大的引力象磁石一樣吸引著文化和科技相對落後的滿族人民,求知、求新的滿族人民首先攻破的第一關就是漢語文。3.清初,滿足統治者為了更好地統治國家,提倡滿官、滿人學習漢語,還有,科舉制度也促使許多滿足知識分子攻讀漢語文。因此,至清後期,滿語文逐漸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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