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誠如


中國封建社會從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王朝開始，中國歷代王朝始終圍繞著統一與分封進行鬥爭。統一是歷史的大趨勢，也是中國歷史的總趨勢。但分裂勢力不斷地挑起矛盾，因此分封這面破旗一直被打到封建制度的滅亡。明清兩代已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   期，但分封制的陰魂不散。明代從封藩開始，就不斷地削藩，打擊分裂勢力。清代從清初開始，就意識到分封制的危害，特別是雍正時，對分封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聲討，從而使清王朝避免了重蹈明王朝封藩的老路，清王朝結合自己的民族特點創立的封爵制度自有其成功之處。本文試對明清兩代的封藩和封爵進行比較，以總經歷史經驗。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出身微賤。由一個衣食無著的人，一步步爬上了皇帝寶座，實屬不易。他把皇權看得比歷代皇帝都重，為了保持朱家天下的長久統治，他一反前幾代之常態，繼位元以後大行分封。朱元璋自認為其處境與漢高祖劉邦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在政制方面，處處模仿。如殺功臣、徙富戶、建都城等，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分封諸王。

明初的屠戮功臣與實行分封二者是緊密聯繫的。明太祖疑心太重。唯恐功臣權力太大，把功臣都看成是李嗣源、郭威。同時又把諸皇子看得過於賢肖，認為皇子們都能成為季劄、子臧式的人物。因懷疑功臣不可靠，所以必然下力氣清除。明代，特別是明初待功臣刻薄少恩，甚於漢代。至洪武末年，不但功臣宿將幾被殺盡，連文臣亦多冤死。朱元璋對朝臣可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這種情況的出現，除了朱元璋思想性格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為身後計，從朱家天下的長久統治角度來考慮。另一方面，正因為朱元璋確信諸皇子個個皆賢，所以分封為王，乃至超過應有的限度。事實上，開國就殺功臣是弱其根本，分封諸子為王是強其枝葉，正好本末倒置。《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太祖與太子的談話，談到漢代吳楚七國之亂時，太子說講經的儒臣都認為理虧的是製造分裂的吳王劉濞，明太祖認為這是“偏執之說”。明太祖對於西漢吳楚七國之亂的禍首吳王劉濞極力辯護，並認為是因為殺了吳王劉濞的世子，才激怒了吳王，漢景帝又聽晁錯之言，輕易黜削諸侯的土地，七國才會叛漢。他認為藩王必然會對上尊重天子，對下安撫百姓，輔佐王室的，藩王應該都知道這是天下公理。這樣，作為太子就懂得敦睦九族，講究親親之誼，諸皇子也就懂得自己的責任在於屏衛王室，盡君臣之義了。

基於以上這種認識，朱元璋的26個兒子中，除太子朱標外，只有一人沒封王。朱元璋分封請王的目的，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分封諸子以衛王室，鞏固朱姓王朝的長治久安。朱元璋總結前朝經驗，總結宋元以來未行實行分封的教訓，認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關鍵時刻無人翊衛王室，因此必須依靠宗親力量，達到拱衛中央的目的。在《擬封諸子詔》中曾說：  “眾建藩輔，就可以使天下堅如磐石，大封土疆。就可以增近親親之誼，這個古今通誼的辦法，我怎敢不用呢?”分封就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

二是加強邊防。朱元璋是由南向北打天下的皇帝，加強對北部的軍事防衛是其要政之一。為此，朱元璋把他的好幾個兒子都封在邊塞重地，加強對蒙古的防禦力量。明史記載說；當時，皇上非常關注邊防，要求每個皇子都要習武練兵，被分封的諸王都主管軍務。尤其是晉、燕二王，特別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帶兵出塞並築城屯田。當時的邊塞大將諸如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德都受藩王節制。後來又下詔告誡秦、晉二王，軍中大事要奏請皇上，小事自行料理。這樣，一方面加強了邊塞的防禦力量。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握有兵權的邊塞大將，可見朱元障的用心是何等良苦。

明代的藩王權力很大。首先，從地域範圍來看，地域廣大並且都是戰略要地。一般的都統轄數十個城邑。秦、晉、燕、齊、梁、楚、吳諸藩王，沒有一個不是連城數十個的。其次，從軍事上看，諸王都擁有龐大的軍隊，光藩王府就擁有兩個護衛甲士，每個護衛編制是5600人，甯王朱權竟擁有戴甲兵8萬，革車6000乘，他的騎兵個個驍勇善戰，在諸王府中，武相在文相之上，王可以節制封國內的鎮守軍隊，經常率領大軍出征，軍中的重大事宜才需奏請皇上。皇帝徵調諸王之兵，必須得到藩王允許，藩王若覺軍餉不夠，可以向其他郡縣徵調。再次。從行政權來看，在諸王專制王國中，諸王可以節制文武，設置官署，處理封國內一切軍事、民政事宜。第四，從享受的禮儀及俸祿等待遇看，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等級。公侯大臣都得跪拜諸王，沒有敢和諸王平起平坐的。諸王的衣帽、車輿、旗幟、居住的宅第只低於天子一格。從俸祿的多少來看，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規定諸王歲供是5萬石，鈔25000貫，錦40匹，絲300匹，紗、羅各百匹，絹500匹，冬夏布各千匹，綿2000兩，鹽200引，茶1000斤。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年)開始，減少諸王歲祿，藩王的歲供減為萬石。可見，明太祖時代諸王的權勢是相當大的。這種狀況直到明成祖朱棣時代才受到一定的裁抑。

朱元璋自以為實行分封制，既可以達到屏衛中央，加強邊防的目的，又可使諸王有所作為，並且更重視親親之誼。因此，對敢於上書言及分封之弊的人不惜施以重刑，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平遙訓導葉伯巨上萬言書，談到分封太侈之弊，他認為，“實行裂土分封，使各個諸侯王各有分地，這一方面懲戒了宋、元王室孤立。宗室不振的弊端，另一方面，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統轄數十個城邑。城郭宮室不亞於首都，再加上龐大的軍事力量。恐怕幾十年以後會出現尾大不掉之勢，然而等到那時。再削其地，奪其權，則必生禍亂……防範來不及了”。因此他認為：“漢代的七國之亂，晉的八王之亂，可為水鑒。分封超過一定的規制、限度，馬上就會生出禍來。”他的話處處觸及分封制之要害。但朱元璋認為葉伯巨是在離間其骨肉，破壞他們的父子之情，因而把葉伯巨下獄，死於獄中。可見朱元璋在分封問題上的偏執。

明初的分封原則上也是“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的。有別于周、漢的分封制。但有一點必須注意，明初的藩王都具有很大的兵權，並且可以節制文武實際上也就具有了臨民與賜土的權力。再加上有豐厚的歲祿，又都是皇帝之子，又都扼守在軍事要地，因此，他們的權力當然是相當大的，朱元璋這種封藩衛國的政治理想，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來了。朱元璋死後。其長孫朱允炆當了皇帝，面對權重位高的王叔們，只能重演漢代的削藩故伎，於是便發生了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的“靖難之變”。經過三年多的苦戰，終於推翻了建文皇帝，燕王朱棣便成了明成祖，國號永樂。“靖難之變”是分封制與長子繼承制二者交互作用的必然結果。

朱棣登上皇位以後，便著手削藩。因為對於封藩制度威脅皇權這一點，朱棣是再清楚不過了。儘管在他進行“靖難”時，力言是為了“保社稷于機危，拔諸王於困苦”，但一旦他躋登皇位，便自然集中精力捍衛專制皇權，勢必斷然執行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政策。為杜絕潛在的藩王叛亂奪權的危機，他有步驟地採取各種措施廢革諸藩。或大幅度地削減他們的軍力，或強迫遷徙“藩”的封地。力量最強大的甯王朱權首攖其鋒，朱棣用計掠奪其地，吞併其軍，並生俘其人，其後強令他內遷南昌。原封于北疆的谷王朱福，遼王朱植，韓王朱松，沈王朱模也先後被迫遷出原地，改封到靠近腹裏的地區，並被迫交出護衛，有些藩王甚至被廢為庶人。朱棣強行削藩，不僅反映出明初在朱氏宗族內部極為複雜尖銳的權力衝突，而且也反映出朱元璋制定的封藩政策只能奏效一時，從根本上是與極端皇權相抵觸的。

朱棣以後的幾代皇帝，一再加強對宗藩的監視、約束和限制，逐漸形成了“藩禁”制度，並且愈演愈嚴，愈演愈密，旨在從各方面加以裁抑和箝制。規定：宗藩不得預兵事，也不許干預政事，所有宗室不許入仕做官，不許從事工商業；兩藩王之間不經奏准，不許敘會相見，宗室有出城之禁；藩王就封後，不經特許不得還京入朝，不得與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連與宗藩聯姻的人也不得被選任當高官，藩王不許自置王府的官吏，也不得拒絕由朝廷派來的王府官。甚至還規定，宗室生子，必須向朝廷請名，名義上是由皇帝賜名。及其年長，又必須向朝廷請婚選配，不准“擅自婚配’。對王府的建築格式、規模以及衣冠禮儀等均有繁瑣的規定，不准逾制。

為嚴格約束宗室人們遵守以上規定，更主要的是為了嚴厲打擊居然敢冒犯皇權的人，明代在朱元璋的故鄉鳳陽設立了名為“高牆”的特種監獄，專門用以囚禁被認為犯禁的宗藩，在押者常有數百人之多。明代的“藩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朝歷代中是最嚴酷最苛刻的。這些“天潢貴冑”、“龍子風孫”的皇族們，實際上成了一些被圈養在一城之中的未定罪囚犯。            
   
清王朝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末代王朝，皇權專制進一步空前加強。清統治者在總結歷代分封之弊基礎上，沒有實行分封制。清帝國的統一，完成于康熙平定吳三桂為首的三個藩王的叛亂之後，究竟如何統治如此之大的帝國，是擺在清貴族們面前的頭等大事。康熙有子35個，由於兩廢太子，以致太子虛位而諸皇子自結黨羽，釀成了宮廷內部激烈的儲位之爭。就連康熙這樣精明能幹的皇帝在選擇太子問題上也是幾立幾廢，頗感頭痛。等到雍正帝接受教訓，堅決頂住了分封制要求，強行一統天下。雍正是這樣駁斥封建要求的：

古人之有封建，非謂其制盡善，特壅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人莫不尊親。聖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建立親賢參錯其間。盡世勢如此，雖欲統一，而不能也。夏禹齙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武王盂津之役，來會者八百國。豈非夏後周王之封建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白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爭戰之流弊，其言已開一統之先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為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為公。唐柳宗元雲：公天下自秦始皇始。宋蘇軾雲：封建者爭之端也。皆確有所見之言也。且中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自為雄長，互相戰爭耳。至元太祖，始成一統，曆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肇基東土，遐爾率服，各蒙古複望風歸順，鹹凜正朔，以至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於元，而極盛於我朝也，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

雍正皇帝旁徵博引，說明清代分封制是不可行的。三代行分封建之制是不得巨而為之，是對既定事實的認可，是由其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中國的一統天下開始于秦。塞外統一於元。秦以後郡縣制是正統，是定制。三代以前，是以封建為公，秦漢以後是以郡縣為公。孔子孟子對封建之流弊深有體悟，蘇軾說得更明白，封建是天下混亂的開始。統一不容易，不能設立不利於統一的封建制度，統治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必須保證中央集權，絕不可分權。

當時不僅雍正的兄弟們要求封建，而且許多思想家也提出封邦建國，以限制專制的主張，這些人是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曾靜等。雍正皇帝對他們主張封建的觀點，也大加駁斥：  “叛逆之徒動輒以封邦建國為論說，大概是自知奸詐險惡為其鄉國所不容，如果行封建之制，在此國混不下去了，可以到別國去”。雍正皇帝對主張封建之人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陸生梢被處死，呂留良被戮屍，曾靜被殺。除此以外，雍正皇帝對驕傲的諸王也有許多的制裁，如削宗室之籍，撤黃帶之典(宗室使用的黃帶子)等等。

清代對宗室沒有實行封藩建國，強調“一統”天下，但同時對皇子和軍功都實行封爵制，從分封親王至奉國將軍分為14等。有功封、恩封、考封之別。功封是有特殊功勳的被封為親王，人數極少，可以世襲罔替；恩封是國有大慶時對一些宗室的升等加封；考封是按世系依次降等，以至降為不入等級的“閒散宗室”，與老百姓沒有什麼差別。因此，清代宗室的繁衍速度和數量都較明代較少，高級宗爵數量一直受到限制，擁有親王、郡王銜的較少。據統計，清初開國只有8名世襲親王即睿親王、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莊親王、順承郡王、克勤郡王等所謂“鐵帽子王”。後又增加恭親王，怡親王、醇親王、慶親王。由於清代的這些制度，宗室沒有造成對皇權多大威脅，在這方面，清朝的政策是很成功的。

在分析清代封王制度時，可以恭親王奕訢為例。道光皇帝共有九子。長子奕緯生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二于奕綱、三子奕繼幼殤，四子奕詝生於道光十一年六月，即長子奕緯死後兩個月，五子奕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過繼給嘉慶第三子、和碩親王綿悄為嗣。道光其餘尚有六子奕訢，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

道光即位後，經過長期的考察和猶豫不定之後，終於于道光二十六年(846年)“用立儲家法；書名緘藏。”這一年六月十六曰，道光在9.5X2.6公分的四扣折紙上朱筆以滿漢文合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以漢字書“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道光所書禦書用深淺稍有區別的黃紙分兩層包封。直接包禦書的黃紙，背面朱筆寫著“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字樣，並有道光的親筆簽名，放在黃紙婊面白紙婊裏的硬紙板夾中，外面又用黃紙包封。背面朱筆寫著滿文萬年字樣，並有道光的簽名。

道光皇帝是清代最後一個實行秘密建儲的皇帝，因為在道光以後的幾個皇帝，或者因為只有一個皇子，或者根本就沒有子嗣，因而無需實行秘密建儲，這種制度自然而然也就不廢而止了。考諸道光以前歷代帝王實行的秘密建儲的做法，道光的具體做法與他的父、祖輩有明顯的區別。一是道光在辭世前抱病親書朱諭，再次申明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的旨意；二是道光在書寫立儲禦書時，同書晉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三是道光在密藏立儲禦書時，同時將遺諭一同密藏。道光的這些做法，在雍正、乾隆、嘉慶幾朝立儲時，有關史料沒有這方面的記載。道光為什麼要採取這些打破陳規的做法呢？道光的所作所為，證實了道光在立儲過程中曾經有過的猶豫、矛盾。同時，也反映了道光對後世政局的憂慮。

與嘉慶相比，道光建儲較晚。道光在即位後，為什麼長期沒有將長子奕緯秘建為儲呢?其中緣故不得而知。不過，根據道光後來在立儲時極為謹慎、鄭重的做法，似乎可作此推論，那就是道光希望在秘密建儲時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因為奕緯之後的兩子幼殤，使道光沒有了選擇餘地。直到道光十一年開始，奕詝兄弟相繼問世；道光方開始對諸子進行考察和選擇。在以奕詝為長的幾個兒子中，六子奕訢因才華出眾，深受道光鍾愛。奕訢在與奕訏習武時，共制槍法二十八勢，刀法十八勢。道光很讚賞，特地賜其槍名曰“棣華協力”，賜其刀名曰“寶愕宣威”，同時又以白虹刀賜之；奕訢在與眾兄弟的關係中，與四哥奕詝最為密切。這是因為二人年齡相仿，又同在書房攻讀，同武場肄武事，倆小無猜，故而兄弟情誼深厚，特別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詝生母鈕祜祿氏死後，年方十歲的奕詝即由奕訢生母博爾濟特氏撫養，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道光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後，逐漸把建儲的目標集中在奕訢、奕詝兩兄弟身上。奕詝自六歲入學，受“公忠正直”之士杜受田“朝夕納誨”，曆十餘年之久。道光以奕詝長且賢，有意立之為嗣，但又憾其才華不及奕訢，故而猶豫再三不能決定。正當道光猶豫不決之時，一年一度的南苑校獵舉行了。諸皇子在父皇面前各顯才能。校獵結束後，皇子們出示自己的獵物。奕訢因一心要在道光面前顯示自己的勇猛和嫺熟的箭法，“故獲禽最多”。而奕詝在校獵場上卻一無所獲。道光未免奇怪，問其緣故。奕詝答曰：現在正當萬物復蘇的開春時節，鳥獸繁衍孳生，我實在不忍傷害這些生靈。以致於擾天地萬物的生長節律。奕詝的這番話，使以仁孝傳統道德衡量一切是非的道光龍心大悅，稱讚道：  “此真帝者之言。”此事使道光下定了立奕詝為儲的決心，上面這段故事見諸《清史稿》中的“杜受田傳”。還有一個見諸於野史筆記中關於奕詝得儲位的記述，究其實質來說與正史記載之事十分相近，這則故事說，皇四子奕詝的師傅為杜受田，皇六子奕訢的師傅為卓秉恬(查《清史稿》中《卓秉恬傳》，卓秉恬並沒有做過奕訢的老師)。道光晚年衰病之時，一日將召二位皇子入見，準備藉此最後確定儲位。奕詝、奕訢各自求教于自己的老師，詢問如何回答為宜，卓秉恬教授自己的學生說：你父皇如果有所垂詢。你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顯然，卓秉恬企圖憑藉奕訢的才華，以其所長，攻奕詝所短，來超過奕詝。而杜受田則審時度勢，決定揚長避短。於是他教授自己學生說：阿哥如果向你的父皇條陳時政，智識遠遠趕不上六爺。要取勝只有一個對策。當你在父皇言及自己年老多病，可能將不久于帝位時，你什麼也不用說，只是伏地流涕，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表現你對父皇的孺慕之誠。奕詝對老師所授對策佩服得五體投地，遂依計而行。杜受田之策大功告成。道光深為奕詝的“孺慕之誠”所感動，連聲稱讚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這兩則故事，內容不同，其精神實質卻有異曲同工之妙。總之，經過幾次較量，打著仁孝旗號的皇四子奕詝終於擊敗了確有出眾才華、又急於表現自己才華的皇六子奕訢，成為法定的皇位繼承人。一個從傳統中走來的皇帝，以傳統的方式最後確定了皇儲。

道光辭世後，奕詝即位是為咸豐皇帝。奕訢對此自是耿耿於懷，從此種下了兄弟猜嫌不和的種子。雖然咸豐在即位後，即封奕訢為恭親王，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奕訢又獲得了署領侍衛內大臣辦理巡防的要職；十月，咸豐又命其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咸豐四年(1850年)又連續授奕訢都統、右宗正、宗令之職。縱使咸豐對奕訢重任屢委，恩寵有加，仍然無法完全彌合兄弟間的嫌隙。在咸豐即位後的一段時間裏，兄弟之間的關係依靠既為奕訢生母，亦為奕詝養母的孝靜皇貴妃的調停，尚能維持表面上的和諧。咸豐五年(1855年)孝靜皇貴妃病危，奕訢請咸豐尊其母為太后，奕詝內心深不以為然，故口頭上雖哦、哦連聲，實際並不願辦。奕訢封母心切，即至軍機處傳旨令具冊禮，逼得咸豐不得不為其母上尊號“康慈皇太后”。這樣，奕訢之母封號雖得，兄弟之間的裂痕更大，矛盾也日漸公開化了。這一年七月，康慈皇太后死去。不久，咸豐即以奕訢辦理皇太后之喪“禮儀疏略”的罪名，將奕訢逐出了軍機處，並罷其宗令、都統之職。直至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咸豐才重新授給奕訢都統之職。從此奕訢始終處於受冷落、被排斥的地位，由覬覦帝位而導致的猜嫌不和，在咸豐當政的十多年中，倒也沒有在政海中變幻出什麼風雲。因為咸豐皇權在握，奕訢縱有不世之才也只能俯首稱臣，無可奈何。但是在咸豐十一年(1862年)，當咸豐在內憂外患的煎迫下，于正當壯年時即留下一個乳臭未乾的兒子撒手歸天時。終於給了奕訢一個重返政治舞臺、充當重要角色的機會，並由此演化出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一場宮廷政變。

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是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基本上合為一體，治國如同治家。在家講親親之誼，在國講君臣之道，二者一脈相承。家天下的觀念便是這種政治結構的反映，在實際政治操作中，體現的是“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的統治原則。在春秋時代，列國之君與天子同姓者十之六，天子勳戚十之三，前代後裔十之一。對具有宗法血緣關係的宗族成員實行分封，目的在於建立以天子宗族為主幹，天子勳威為輔翼的政權體系，以期使宗法血緣關係在維護天於正統地位和有效統治方面，發揮出骨幹和地緣上的屏衛作用。

然而，事與願違，專制皇權與諸侯的相對獨立的統治權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因此，二者必然發生衝突。諸侯勢力往往發展成為獨霸一方的割據勢力，日益產生對中央的離心力，而專制皇權則決不能容忍在它的統治範圍內出現幾多“模擬天子”。實行分封制本來是為了達到“親親之誼”、“屏衛王室”的目的的。但往往走到其反面。成為皇權的掣肘因素和皇室宗族內訌的直接動因。專制皇權無所不及，它與其他任何權力都格格不入，諸侯有權就意味著皇帝失權，反之亦是如此。無論是父子、兄弟、親戚在權力面前是無所謂‘親親之誼’的，只有在不危及皇權的前提下才有意義，一旦觸犯皇權，無論是父子，還是兄弟亦或其他什麼人都會兵刃相見，權力有其自身的膨脹性。當諸侯擁有權力後，他不會適可而止，攫取更大權力的欲望會使之蠢蠢欲動，得寸進尺，直至獲得最高統治權為止。漢代吳王劉濞說得非常明白，就是想當皇帝。權力是赤裸裸的，它會撕去一切偽裝在政治關係上的所謂血緣、宗法、親戚等等溫情脈脈的面紗。專制皇權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皇帝是最高權力主體。宗室成員的身份對他來說是次要的，只有在有利於加強其皇權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他是宗室成員。諸侯們在皇權的威懾下，才是臣子，一旦羽翼豐滿，便不再想當臣子，權力欲會促使他們向最高的權力之巔衝鋒。

分封制度是基於宗親關係(包括勳貴)對皇室的屏衛作用而設立的，但政治權力的性質造成了皇帝與諸侯之間的相互猜疑。皇帝擔心諸侯坐大，會造成外重內輕、尾大不掉之勢。諸侯擔心皇帝的削藩遲早會危及自身。於是，不得已鋌而走險，奮力一搏，勝則為帝。敗則為鬼。在有些情況下，諸侯也是被逼無奈，反正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正是皇帝與諸侯之間的這種相互猜忌心理。加之其他因素，才釀成了歷史上的漢代“吳楚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等等。
歷代帝王，尤其是開國皇帝，不斷地總結分封制的利弊，根據他們的認識決定是否實行，經驗表明，分封制的實行在多數情況下是弊大於利的。問題在於，在分封制度的廢與建這個問題上。為什麼一再反復，故伎重演呢？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縣，停止對宗室的分封，所以這樣做，是懲周代分封造成春秋戰國諸侯爭戰之弊。而漢高祖劉邦又懲秦孤立而亡的教訓，再行分封。晉、隋、唐、宋幾代雖行分封，但在具體制度上有所改進，採取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的政策，削弱了宗親貴族的勢力。到明代，朱元璋又模仿漢高祖劉邦，大行分封，清代才最終終止了分封藩王的制度。

分封制的實行多出於政治需要，一般行分封之制都在建國初年，皇帝為穩固自己的統治，分封是有效的途徑之一，這樣便可以安撫天下，堅固邊塞，儘快為一家一姓之天下奠定根基。此外分封制有提高宗親社會地位，加強統治基礎。緩和皇室內部矛盾的一面。但有時又因分封不均而製造矛盾，引起宗室內部你死我活的爭鬥。

清代不分封藩王，而採取封爵，數量少，對朝廷不構成威脅。應該說清代不分藩王的政策是清王朝能夠維持三百年統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另一面看，清代的封爵制度是當時八旗制度的衍生物。八旗制度具有軍政合一的特性，使封爵制度成為八旗制度主要的支撐。特別是清入關前，努爾哈赤時期開始的封王，都是當時掌握軍政大權的骨幹，沒有這些人完成不了滿族自身的統一，入關前對東北的統一。皇太極時的議政大臣會議的成員，都是八旗的中堅，都是封爵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入關統一全國的戰將和功臣。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後，封爵制度逐步完善，便始終嚴格控制數量，這一點非常重要。歷代濫封的教訓，最終造成尾大掉，甚至導致國家的分裂和滅亡。清王朝統治者有效運用封爵制度，既調和各方矛盾，又調動各方力量。最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

明代的封藩和清代封爵走了不同的道路，其失敗成功都成了歷史，人們會從中悟出許多道理來，這就是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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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看，明代封的爵位权利大，特别是朱姓王爷，清代的就权利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