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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进党和台联党,毫无疑问将随着台海战争的结束而永远地走进历史,但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无论存在还是取消,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民党的存在,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大陆民众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每当政治改革走入争论,民主进程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让国民党重返大陆,这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军由于群龙无首,尽然强迫推举被俘的旧官僚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作为胜利的革命党人而言,这种幼稚的政治行为,也就为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孙中山退位埋下了败笔.今天,作为台海战争的胜利方,历史又一次将被迫让共产党人作出决断,战后的台湾是交给国民党管理还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很明显,深谙台湾脉络的国民党,对于战后初期台湾的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轻易地取消国民党,那会使治理台湾失去民众支持的认同基础,对迅速稳定战后台湾是不利的.撇开统独之争的话题,两党制的运行在台湾已经深深地刻上烙印,但随着民进党和台联党的倒台,两党制的运行在台湾也就失去了运行的政治基础.中国大陆有八个民主党派,与台湾有瓜葛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和台湾民主自治联盟(台盟),但无论哪个大陆民主党派,由于他们缺乏执政的经验和对台湾的实际了解,他们绝对不是合适的治理战后台湾的党派人选.政党的产生是建立在代表民众并为之斗争的前提下,人为设置一个政党或者移植一个大陆党派去和国民党轮流执政,那是非常幼稚的政治逻辑.既然台湾是通过战争的暴力方式解决的,那除了对台独势力将进行彻底的扫除外,建立科学有效的在中央政府管理下的体系也在情理之中.对于战后台湾,从长远和整个国家的框架来看,深圳特区模式或许是最适合的.这完全不同于香港澳门的"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模式,既然是战争的手段解决,那香港澳门的那种万不得以而采用的折中模式也就失去了管理台湾的道德基础,因为在我们的后面,还有达赖的西藏自治要求,外蒙的回归.香港澳门模式的运用,只能是和平统一台湾后万不得已而采用的管理方式,他对一个国家的弊端亦是显而易见的.香港特区政府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失败,其来自港岛和海外的压力,将中央政府推到了一个非常难堪的地步.民主是双刃剑,二十三条涉及的是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国家安全方面的罪责,但亦可以解释为限制言论自由,服务于一党专政.大陆政府出台许多扶持香港发展的政策,但面对港岛的诸如法轮功合法化等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的行为,大陆政府亦毫无办法,这是对一国中央政府的莫大讽刺.面对战后的台湾,其复杂程度尤胜于香港,台独思潮的彻底解决,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是无法应对来自岛内外压力的.之所以考虑深圳模式,另一方面也是从有利于改造台湾的角度出发.深圳模式在台湾的应用,具体的说应该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以原国民党为基础,加快与民革和台盟的改造融合形成新生的台湾执政主体,让真正熟悉并了解台湾,具有执政经验的原国民党和部分民进党管理专才充实到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基层,吸引并依靠60%的中间力量,迅速稳定治理台湾.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具体体现为特首和主要官员的委派与任命.深圳模式的最佳优势还在于人员的互往,这对从根本上消除民众隔阂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人员的往来,应严格于深圳的边境证模式,但宽于港澳的通行证控制.对于大陆民众移居台湾岛的行为,可以参照上海北京户籍制度,允许相当学历或具有一定投资能力的专才获得资格,以避免低素质人员对台湾治安的冲击并引起可能的台湾省籍纠纷.这是一个较长的观念转变过程,但至少在初始阶段,必须谨慎保持适度而频繁的人员交往.
面对战后复杂的局面,在台湾治安方面首先需要严厉打击台独基本教义派,这是稳定台湾政治局势的基础.枪打出头鸟,才能确保大体的稳定.欧盟,美国,日本的强烈谴责,以及海外台独人士的游行示威,完全在清理之中.但现在的中国已经过了九十年代的困难期,中国经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耗国,和全球制造业的聚集地,台海开战后引起的世界石油波动和消费品价格的疯狂涨价,特别是电脑芯片的短缺,必定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台海战争迅速结束,国际的经济制裁并不适合于现代之中国.外国公司在大陆的投资必定会有微弱波动,但绝对不会轻易撤资,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和市场,是在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劳动力价格只是投资中国的因素之一.墨西哥和东欧国家,作为"中国制造"进入北美和欧洲市场的最大竞争者,其国内亦缺乏完整的供应链,许多材料还采购自中国.(参考博克http://jzhangxu.blog.sohu.com),我在美国/墨西哥的工作经验很清楚地看到了这点.纵观现代中国制造业的潜在竞争者,目前的印度,越南,还绝不会是台海战争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大陆政府攻台后最大的压力是国际主流社会所谓道义上的谴责,但胡锦涛的非洲和拉美政策将是最佳的润滑剂.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战后国际压力更多地会直指战后台湾政府,包括对海外台独势力的扶持和台湾所谓民主自由的指责.同时,对于台湾事务的拒绝配合,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这里包括可能的台湾特区护照的拒绝承认,让现在持有台湾护照走遍世界的台湾商人与游客感到极大的不便,作为一种反制力,无形中会对60%的中间层民众带来消极的影响,对战后台湾政府也是一种压力.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是香港和澳门居民所没有遇到的挑战,中国政府需要动用外交资源作前瞻性部署.在经济制度方面,台湾2,500亿左右的外汇储备为台币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考虑到大陆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以及大陆与台湾的现实经济差异,台币在较长的时期内还将稳定地存在,但中国银行必须参与台湾地区货币发行,这是大陆政府维护台湾金融体系稳定的一种承诺,将对稳定台湾金融市场,及台湾的平稳过渡和经济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诚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有特区的政策,甚至还准备发行特区货币.面对大陆与台湾现实的差距,我们必须务实地保留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灵活的在深圳模式上有所创新.在贸易领域,鼓励大陆企业入驻台湾,实现双向平等投资,同时取消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市场的歧视性政策,从而增强国际资本重返台湾的信心,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伴随经济的恢复,才能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创造现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