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云]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把“刘少奇”和“文 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人们通常对“文 革”的认知。刘少奇在“文 革”中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在数以百万计的“文 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文 革”后几乎所有悼念刘少奇的文章都称其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往往强调刘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政策方面与毛的区别[1]；然而，这些文章对刘少奇在“文 革”初期的态度以及他在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往往语焉不详，似乎刘少奇只不过是个“文 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论者甚至推断，毛 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2]
　　历史的真相往往十分复杂吊诡。在过去50多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党内许多人成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过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识形态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也并无明显区别；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后仍然认同迫害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甚至对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罗瑞卿、邓拓和“文 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杀者临死前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或者“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十余年后终获正式平反，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如此表白：“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致于纯朴真诚的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 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 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 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 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不声讨清算“文 革”的历史罪恶，不去发掘“文 革”发生的制度根源，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毫无意义的一页，中国人也无法彻底告别“文 革”时代。笔者想强调的是，追究“文 革”的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 革”预演
　　1966年5月，当“文 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 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今天官方论述刘少奇和毛 泽东对“四清”运动的看法时大都强调两人之间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 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 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 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显然过分美化了刘少奇。事实上发动“四清”运动时，毛关于“文 革”的设想还处于萌芽状态。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中的真实表现，他不仅跟着毛的“左”调亦步亦趋，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独创；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发动“文 革”，刘少奇也未必会加以抵制。考诸史实，毛的“文 革”思想与刘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互相影响之效。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刘少奇对毛的“文 革”思想的形成实有推波助澜之“贡献”。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日到13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而 毛 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
　　在2月25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个月后毛泽 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 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 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的立场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加剧了运动的“左”倾倾向，而且坚定和鼓舞了毛 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 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 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 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 泽东的极“左”思想高度一致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 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独创性和他对毛 泽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毛、刘在政治观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相当好的。刘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16]、河北省的“桃园经验”[17]以及天津的“小站经验”[18]。虽然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这三个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是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