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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黑砖窑的再三思考（转载） [打印本頁]

作者: delazen 時間: 2007-6-26 11:32 標題: 黑砖窑的再三思考（转载）

黑砖窑事件中，也有左派的声音，这一声音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奴工，而在前改革的毛泽东时代，反倒是没有奴工的。

其实，以分立产权自由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人的趋利之心，这一点毋庸回避。不过，左派朋友也要知道，趋利之心不独今日，前改革时代一样存在。在以权力为资源分配的前改革时代，趋利之心表现为对政治表现的追求，在那时，人们相互揭发残酷斗争。人们常说极左路线下道德沦丧了，其实，这种说法是极其表象的，在所谓道德沦丧的外表下面，其实是一个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在资源分配大多是由权力通过政治标准来进行的时代，如今看来的道德沦丧，其实倒是当时争夺资源的不二法门。可见，当时人们以政治表现（相互揭发批斗）为途径争夺资源，与今日的黑包工通过丧尽天良追逐利润，都是趋利之心的极端表现，也都是人性堕落的极致，在这里，倒是无分改革前后，姓社姓资的。

人性中的趋利之心既然总有堕落至于极端的趋势，评价一个社会的优劣，在我看来就在于，是否有适当的制度设计，运用惩戒等方式（这里我暂时不谈教化的作用），来缩小和阻止这样的趋势。因为，人性虽然趋利，同时也会避害，惩戒的力量是对趋利的极端行为的最终制约。我之不赞成极左时代的，是因为当时的权力本身的总体性。这一权力既承担了资源分配的任务，又承担着惩戒者的责任，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总体性的权力运用其动员机制，在奖与罚两方面同时驱使所有人以同一步骤行为。在权力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完成这一总体性目标，而对于个体来说，由于权力垄断了所有资源，并根据个体行为是否有利于其总体目标而奖惩，理性的选择当然是顺从其逻辑，以寻求自身处境的改善。因此，极左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体自然以揭发批斗为能事，而在特殊时期（如文革初期），当某些有悖于一般人性的举动（亲人间的相互揭发，暴力使用）甚至被权力所支持的时候，这种根植于趋利之心的人性堕落自然也就达到了顶点。因此，在极左时代，尽管有那么强大的专政威力，人性因为趋利而爆发出来的极端堕落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其机制就在于权力对其总体性目标的追求，压倒了其作为惩戒者的角色。

改革时代其实直接承继极左时代而出现，在这一连续的变化过程中，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权力本身依旧既是资源的分配者同时也是不端行为的惩戒者，同时也依旧有其总体目标——只不过，目标由革命（阶级斗争）变成了改革（经济建设）。乐观地看，一方面，权力本身通过放权让利，而在资源分配中的比重逐渐降低，而通过法制的逐步建设，作为惩戒的手段的执法司法也逐渐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只要作为惩戒者的权力本身依旧是总体性的，只要权力本身也依旧有总体性的目标（GDP），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为了其总体性目标而降低惩戒力度的可能性，频发的环保灾难、拖欠的民工工资、难以根绝的假冒伪劣，直到这次的黑奴工，背后都有这样一条逻辑在运行。

我想，这也是许多左派之所以将火力对准张维迎教授等人的原因，因为改革的逻辑本身即是运用权力以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张五常等人所津津乐道的地方竞争的核心，其实也依旧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这一逻辑中，围绕发展而使用权力成为了重中之重，自然有可能衍生出因发展而忽视其他的问题。但是，以我所知，包括张维迎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都是小政府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在最终目标上，他们也依旧倾向于一个以维持社会运行为其最根本任务的限权政府，而不是一个有着自身总体性目标的（全能）改革政府，他们对当下运用权力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支持，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缘故，即他们认为，由一个前改革时代的全能政府过度到他们理想中的限权政府，不能不经过处于不断自我变革中的改革政府的阶段，左派以为他们是权力经济的拥护者，应该是冤枉的。

但是，回到当下，在权力经济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如何克服权力经济，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不认可左派朋友的看法，即通过否定市场经济以最终改变人性，因为在我看来，趋利避害乃是人性之常，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其一个既支持人们合理的趋利之心以促进发展，同时又通过惩戒来防止人性堕落的制度，而在我看来，改变目前依旧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权力本身，建立限权但高效的小政府，应是值得追求的方向，在这样的限权政府里，权力本身应该告别直接的资源分配，权力也无须背负沉重的总体性目标，而是把维持社会稳定运行，把维持法治，作为自己最优先也最核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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