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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出，“史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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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網絡大貴賓
時間:
2007-9-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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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出，“史料”亡
中國歷代朝廷熱衷於編史，意在“表徵盛衰，殷鑒興廢”，道德評判的色彩濃重，“意識形態”的傾向明顯，屬於布洛赫所說的“有意的史料”，屬於第一手資料的文書檔案卻被主動銷毀。傳世的史書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控制、引導和限制後人認識過去的工具，並大體操縱了人們的歷史記憶。
中國向以浩繁典籍稱雄於世界，其中又有近三千年連續不斷的歷史記載，這筆寶貴財富成為後人認識過去的基礎，因而具有了重要價值。古代發達的史學也成為今人不斷挖掘的寶藏，孔子、司馬遷、劉知幾、司馬光、章學誠；《左傳》、《史記》、《史通》、《通典》與《資治通鑒》無不是其中奪目的明珠。也許是名家名著太多的緣故，前人的光輝籠罩著我們，總結大師名作的工作佔據了我們太多的精力，幾乎無暇細想光輝旁的黑影。其實，了解中國史學傳統中的不足與開掘古人之成績同等重要。唯有知不足才能改進，才能提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
漢代以來，編撰前朝史書的傳統綿延不絕，形成了二十四史外加《清史稿》的正史系列。還有《春秋》、《漢紀》與《資治通鑒》為代表的編年史系列。另有《通鑒紀事本末》一類紀事本末體史書。還有許多別史、雜史、史鈔、傳記、方志、實錄、記載歷代制度的政書等等，真可謂汗牛充棟。從史料價值上看，這些史書均不是第一手資料，而是經過史家或史臣剪裁加工過的著述。國人歷來自詡重視歷史，不過從現代史學的眼光來看，國人所重視的只是上述成形的“史書”，並非原始“史料”，且有銷毀“史料”的傳統。這種銷毀不限于顧頡剛先生所說的新朝摧毀舊朝的東西，更多的是本朝的主動銷毀。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歷代的“檔案”的處理。
不久前讀到韋慶遠的一篇札記，考證明代黃冊的流散。文中說清初黃冊已成廢紙，由官府按斤低價售賣。170萬冊一朝散盡，殘存至今者極少。孑遺的若干都成了寶貝。類似的事從古到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顧頡剛在《中國辨偽史要略》（《崔東璧遺書序》）“古人缺乏歷史觀念”一節中列舉了從甲骨到民初賣八千麻袋內閣檔案、蒙藏院檔案售與販子作包糖紙諸事，黃冊散失又是一例。這些多屬於新朝摧毀舊朝的遺物。
中國各朝代政權因統治形成過大量的各種簿冊、文書，即今天所習稱的“檔案”，可謂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但通過正常途徑保存至今的只有清代的內閣大庫與個別地方官府的檔案，且前者中的部分在民國初年還險遭變賣。殘存的少量明代檔案也是因修《明史》而倖存。如今見到的早期的文書檔案或出自垃圾堆（如西北的漢晉簡）、廢棄品（裏耶秦簡、長沙三國吳簡、敦煌文書），或因移作它用而遺存（吐魯番文書），傳世基本出於無意。有意放入墓葬中以求遺之後世的多為典籍（郭店楚簡、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等）或實用手冊（日書、歷譜、律令摘抄等），文書檔案極少（僅見鳳凰山、尹灣漢簡）。從漢代情況看，當時已有定期銷毀文書的制度，除存檔的“故事”外，絕大多數文書13年左右銷毀一次，估計秦代就應有類似的制度，在秦都咸陽集中出土大量封泥就是存在此制的重要證據。唐代則規定“依令，文案不須常留者，每三年一揀除”。文書檔案不同於圖書典籍，後者數千年曆經“十厄”，不少亡于變亂兵火；前者則多被主動銷毀。
即便是殘存到後代的檔案，在史書編成後也無人問津，逐漸散毀，頗有得魚忘筌之意。唐初保存前代文書檔案仍有不少，如《隋書·經籍志二》所載的前代“起居注”、“故事”、“儀注”等，待諸史問世後，“價值”消失，束之高閣，存亡與否也就無人關心了。唐代修前代史書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這些檔案也是令人懷疑的。明代朝廷檔案同樣慘遭此厄，能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率非完帙。地方文書早就化為灰燼或移作它用而消失了。
反映人們對檔案態度的另一類事情是在前代檔案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編寫史書是否使用這些資料。應該說多數不重視檔案，唐代官方編撰的《晉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唐太宗下詔重修《晉書》，具體由房玄齡等負責，當時唐廷保存的晉代檔案相當不少，見於《隋書·經籍志》的就有晉代各朝的起居注數百卷，記錄朝廷各種“品式章程”的“故事”百卷左右，還有各種儀注、法令、奏事、各朝的詔書等，其他文集、人物傳等亦有許多。房玄齡等實際是以臧榮緒的《晉書》為底本，以當時尚存的諸家《晉書》作補充，兼採晉代文集小說，幾乎沒有利用朝廷保存的上述檔案資料。這部《晉書》是官方修撰的，不存在利用檔案上的障礙，史官們對檔案的輕賤態度不難想像。
中國多數朝代是“史書”出，而“史料”亡。歷代朝廷熱衷於編史，意在“表徵盛衰，殷鑒興廢”，道德評判的色彩濃重，“意識形態”的傾向明顯，屬於布洛赫所說的“有意的史料”，且體例基本固定，無法全面傳達時代資訊。時人與後人關心的是能否名垂青史，留的是美名還是惡名，對於“過去”的具體過程，反而不甚關懷。屬於“無意史料”的文書檔案卻被主動銷毀，或不加善管而散失，切斷了後人真切地接觸過去的重要途徑。古人有所謂“居今識古，其載籍乎”之說，傳世的史書成為“過去”的主要載體，在一定意義上也成為控制、引導和限制後人認識過去的工具，並大體操縱了人們的歷史記憶。在實現編史的目的上，沒有比這再好的辦法了。
相比之下，西歐人在近代以前史學蕭條，卻更樂於保存“史料”。現在可以看到不少9-10世紀的折疊式登記冊，修道院的奴隸清單等。幾十年來西方新史學的成長，在資料上得益於斯者頗多。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西方漢學家較不少中國學者更重視“檔案”，研究和利用明清、民國檔案的西方學者要遠多於國人，成果也每每反響強烈，如黃宗智、孔飛力的大作,這大概也是文化的遺傳吧。一位常去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的美國學者告訴我，那裏的讀者的確是外國學者多於中國學者。這種反差，以及這種反差背後的史學觀念與歷史意識差異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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