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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洪承疇招撫東南與經略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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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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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7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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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洪承疇招撫東南與經略西南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其入關之初，合滿、蒙、漢軍八旗尚不過十八九萬人，但是，它卻能以燎原之勢，席捲了整個中國，並主宰中國歷史達276年之久。在其成功的諸多因素中，降清之漢人官僚的導引贊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明清鼎革的政治舞臺上，洪承疇尤其是一值得關注的歷史人物。
洪承疇（1593∼1665），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和三邊、薊遼總督。崇禎十五年（1642），洪承疇於松山戰敗被俘降清。有記載曰，清帝皇太極對其“寵倖在人臣之右”[1]，致諸王貝勒不悅，對此皇太極形象地解釋說：“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2]雖然，在皇太極有生之年中，“未嘗命以官”，洪承疇並未得到重用。但是，在而後清廷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的進程中，洪承疇的作用卻一如皇太極所言。順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清軍在攝政王多爾袞的帶領下，幾乎是兵不血刃地進入北京，洪承疇即以其贊襄導引之特殊作用，於六月初一日，受命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為內秘書院大學士。[3]
通常，人們在論及洪承疇于清初定鼎中原的作用時，總要提到清軍師次遼河時他向攝政王多爾袞所上的用兵戰略、他作為內閣大學士如何“佐理機務”，以及他招撫江南和經略西南的重要作用。而事實上，洪承疇所上的使多爾袞為之動容的用兵戰略，卻因多爾袞于吳三桂“借兵”後在軍事部署及進軍路線上都作了調整，而未能完全實施。至於洪承疇在內閣期間的諸多建言雖不容抹殺，但尚有馮銓等人共之。相比之下，其招撫江南與經略西南當是洪承疇以一己之身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對此，清乾隆時文人趙翼評價曰：順治二年，洪承疇“出經略（招撫）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乾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4]。近人孟森先生也說：“東南西南天下大定於承疇手，……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5]清廷在統一中原的過程中，遭到阻擊者惟東南與西南而已，然解決此矛盾者，前後皆賴于洪承疇也，也正因如此，洪承疇在清廷統一中原的大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一、“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
順治二年五月，隨著南明弘光朝廷福王朱由崧的被俘，潞王於杭州出降，清王朝的統一戰爭已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攝政王多爾袞認為：“方今江南已定，人心歸附，若不乘此開基一統，豈不坐失機會？”吏部侍郎陳名夏等提出：“宜速遣撫按官前去招撫”，副都禦史劉漢儒建議：“招撫須用大有擔當者方可。”其時，陳名夏請命願往，但多爾袞還是毫不猶豫地選定了洪承疇。他說：“我見他做得來，諸王亦薦他好，故令他南去。”[6]於是，命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並鑄給“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印，賜敕便宜行事。同時命多羅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攜固山額真葉臣等佐之。
順治二年八月，洪承疇抵達江南，駐守於號稱“江南根本重地”的江寧。是時，多爾袞已在全國嚴行薙發令，江南百姓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創痛上，又遭受到薙發易服所帶來的民族摧殘。於是，“當他們宣佈了薙發令之後，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髮拼死鬥爭”[7]。江南地區剛剛平息下來的反清浪潮，再一次被推向高潮。“是時明唐王聿健稱號福建，其大學士黃道周率師道廣信、衢州向徽州，左僉都禦史金聲家休寧，募鄉兵十余萬屯績溪；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蘄水王及其子“自號樊山王屯潛山、太湖間，由摌號金華王據饒州，誼石號安樂王、誼泐號里安王，分屯溧陽、金壇、興化諸縣；荊本徹以舟師駐太湖，敗，複入崇明，皆為明守”。[8]
面對遍佈江南的反清鬥爭，洪承疇採取了以招撫為主、以剿助撫的策略。即所謂“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
[9]先是，他憑藉自己在明廷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對那些懷有“疑畏之心”的原明官員進行招撫。據《清世祖實錄》記載，至順治二年九月，洪承疇抵江南不過兩月有餘，便先後招撫了江南寧國、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撫州、饒州、臨江、吉安、廣信、建昌、袁州諸府，“疏列降順之明南京翰林、科道、卿寺、部屬等一百四十九人”[10]。與此同時，洪承疇還招撫了大順農民軍將領，是月有“湖廣偽澤侯田見秀、義侯張鼐、棉侯袁宗第赴省投誠”[11]。
由於洪承疇在招撫中措置得當，一些集兵號令反清的故明官兵將領也隨之先後歸附。如原明兵部尚書張縉彥，為洪承疇昔日舊屬，洪承疇為明兵部尚書時，張縉彥為明兵科給事中。清軍入關後，張縉彥受南明弘光政權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之職，於清軍南下時在安徽六安州商麻山中聯絡義軍，結堡據險自守。洪承疇到江南後，兩次寄書于張縉彥，告知：“皇叔父攝政王寬仁厚德，一經投順，必不念既往，大清朝從來不失大信。”又檄總兵黃鼎入山招之。張縉彥遂釋疑慮，于順治三年二月赴洪承疇軍前納款投誠，“齎繳總督印，及解散各寨士民冊，承疇疏薦之”。[12] 而“縉彥一投，則三省接界地方四十餘寨，遠近觀感，自可漸次馴服。”[13]
又如對崇明總兵高進忠的招撫。洪承疇曾多次致書招之，而高進忠始終猶豫未決。洪承疇得知高進忠弟高成忠及其昔日舊識辛自脩皆隸軍中，便令其說降，以親情感化之。“高進忠內附之心始動”，遂遣將官徐士元來見洪承疇。洪承疇為打消其疑慮，亦派高成忠與辛自脩等前往安撫曲勸，終致高進忠於順治三年十一月駕船來投。其時，濱海之蘇松常鎮諸地，“凡有奸逆官民不肯歸順者，皆勾引海寇，糾合攻搶，以致沿海州縣毒傷最慘”。而崇明一縣設在海外，尤當其沖，又有“高進忠擁眾負隅，所在觀望，倚附甚眾”。自其就撫後，“屈指海岸，北自狼山抵廟灣，南自楊舍抵海門，延袤數百里”，盡為清朝版圖。而隨同歸順副參等官20員、兵丁1327名、水兵650名、家眷1420名、戰船69號。[14]可見，崇明高進忠的歸順，不僅對沿海一帶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加強了清軍的海上防衛力量。
客觀而論，多爾袞以洪承疇擔此大任是正確的。對此，學界前輩孟森先生分析說：“考承疇用事年代，實為當時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疇更無合用之人。承疇以萬曆四十四年登策，是年是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稱老輩，可以招徠遺老，樹之風聲，破壞義師，改其觀聽。自崇禎初以知兵名於世，清初漢人為將領者多出麾下，……發縱指示，足孚眾望，而又讀書知政體，所到能勝察吏安民之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假以事權，執梃為降臣長。”[15]其論可謂精闢透徹，事實的確如此。洪承疇正是以其故明元老的政治地位以及文韜武略的卓越才能，實踐了他對江南“不招撫必不能平賊”的策略，達到了“平賊”的目的。
但在招撫的過程中，洪承疇也在不折不扣地貫徹著他的“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的原則，對那些至死不降的抗拒者實行“真剿”。
是時，隆武政權依然控制著福建、兩廣、湖廣，以及安徽、江西等地，擁有數十萬軍隊和義軍。洪承疇首先將進剿的目標指向了金聲所部。金聲為徽州休甯人，原明禦史，唐王（朱聿健）的隆武政權封他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禦史，巡撫徽、甯、池、太等地。金聲募鄉兵十余萬，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置十三營，守以十三副將，又以績溪一面當沖自任守之，再派重兵扼叢山關，多次邀擊清軍。洪承疇命都統葉臣、提督張天祿、總兵卜從善、李仲興、劉澤泳等攻之，連破十余寨，于順治二年月攻克績溪，收復徽州。金聲被俘後，以勸降不從被殺。
獲悉徽州為清軍攻克，隆武大學士黃道周于十二月率兵前往救援，直取婺源。洪承疇命總兵卜從善、李仲興等出擊，遂“斬殺多賊，生擒逆首”，黃道周亦被俘，以不屈押至江寧殺之。黃道周、金聲等被殺，意味著隆武政權受到重創。所以，是役告捷，洪承疇稱“東南事從此可定”[16]。然而，此時尚有諸支明宗室結成的義軍頻頻出擊。
順治三年正月，故明宗室瑞昌王朱誼泐、總兵朱君召等邀集同謀，合兵二萬進攻江寧，並策動“內應”欲裏應外合。洪承疇得報後，立即先誅內應，然後調集滿漢官兵分力擒剿，既而大敗之。由於瑞昌王朱誼泐逃脫，城內城外仍潛藏諸多謀叛之人，洪承疇下令關閉江寧各城門，親統滿漢官兵大肆搜捕，將“城內逆賊擒獲甚多”[17]。至順治三年末，遂執明宗室瑞昌王朱宜泐、經略韋爾韜、總兵楊三貫等六人，十二月“就軍前正法”，並傳首江南各地以儆叛亂。至順治四年二月，又先後擒獲明宗室抗清者朱誼石、朱誼泐、朱常淇、朱常災、朱誼貴、朱由摌等，以及經略、總兵數人，“並請命斬之”。於是，“江南眾郡縣以次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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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守為戰”
順治五年四月，洪承疇還京。但全國的抗清鬥爭仍方興未艾，此起彼伏。活動于西南地區的大順與大西農民軍余部，皆與明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曆政權結成了聯盟，西南地區的抗清鬥爭愈演愈烈，阻止了清王朝對全國的統一。正所謂“是時，餘逆未靖，桂王僭號永曆，滇黔蜀粵猶阻聲勢”[19]。順治十年五月，洪承疇以“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再度臨危受命，特晉太保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奉命經略湖廣、兩廣、雲貴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以“綏靖南方”。敕諭曰：“撫鎮以下聽其節制，兵馬錢糧聽其調發，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滿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調補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摯肘，應用錢糧即行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20]可見，清朝統治者在將西南五省軍務交予洪承疇總理的同時，又給了他用人行政的全權。
洪承疇經略西南的總體戰略仍是剿撫並用，而且，相對於招撫江南，他更強調於在西南要“真剿”。順治十年六月，他在奉命伊始即說：“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但此賊負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21]隨即，洪承疇以“用兵之道，擇將為先”，請求在“山陝宣大關遼堪戰將兵”中，挑選了“蝦（侍衛）張大元遼東人、蝦馬鷂子（王輔臣）大同人”、正黃旗下原任福建提督劉忠、寧夏總兵劉芳名、徽州總兵胡茂禎等戰將，皆為驍勇慣戰且隨洪承疇軍中年久之人，得“將兵共一萬一千有零”。此外，他還挑選了以“清幹著名”的原任江甯府江防同知趙廷臣、“守潔才長”的寧波府同知王猷著等文官，令他們隨軍委用。[22]從而組成了一支強幹的征剿大軍。
但是，西南的形勢卻不能不令他頗費躊躇。十一月初十日，洪承疇抵達武昌，“凡湖廣粵西地利賊情無不廣詢籌畫”。當時，湖南有大西農民軍孫可望，湖北有大順農民軍郝搖旗、一隻虎，以及李過、高一功等部，他們“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嶽州而犯湘潭”，致清軍腹背受敵。廣西則“處處揭竿”，清軍雖收復桂林，但所屬二州七縣，僅有臨桂附廓一縣，並靈川、興安、全州三州縣為清所有。李定國駐于離桂林不過二百里的脩荔，“日日窺伺”，清軍首尾難顧。據提督線國安塘報：“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夜，巨賊李定國複寇桂林，職等固守擊賊，皆於萬死一生中幸保孤城。”[23]而且，湖廣與廣西，自順治九年受到李定國北上的重創之後，民人逃亡，田地荒蕪，城市已成廢墟。
有鑒於此，洪承疇決定“以守為戰”[24]。隨即作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鞏江南”的軍事部署。他與總督祖澤遠共商，以長沙系湖南總會之區，為衡、永、辰、常、寶慶諸府必由之路，既可以接雲貴，又可以達廣西。由他“往來駐紮其間，始可四應調度，相機進攻”。而以祖澤遠由武昌移駐荊州，往來于荊、襄、武漢之間，“以扼全楚”。[25]並請增兵以駐武昌。由於洪承疇“招撫江南，奏有成效”，深得順治帝信重，故凡有所奏，無不允准。與此同時，十年十二月，順治帝調固山額真陳泰為甯南靖寇大將軍率師駐鎮湖南，次年二月，命靖南王耿繼茂率部自廣州移駐桂林，以為聲援接應之勢。而洪承疇也於十一年三月進抵長沙。在此期間，洪承疇“簡拔將領，練兵制勝”，並在政治上廣為招撫。他主張“多得賢良，安民勸農，“聯絡土司，使不為賊用”。[26]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湖廣等“地方稍得改觀，人心漸有固志”[27]。十二年二月，順治帝在諭旨中肯定並稱讚他說：“聞五省經略輔臣洪承疇在彼操練軍兵，修整器械，軍威殊壯，招徠撫輯戢，民情悅安。”[28]
順治十二年四月，大西農民軍孫可望發兵六萬、船千余艘，向清軍大舉進攻。他遣安南王劉文秀攻常德，分兵遣將軍盧明臣與興國侯馮雙禮取武昌、嶽州，打破了西南戰場上近兩年來的僵持局面。常德為湖南要衝，地近辰州、沅州，通過水路可直達嶽州，故為武昌之藩籬、荊州之門戶，一向為洪承疇所重視。之前，他已在此設置重兵驍將鎮守。見大西軍來攻，他與甯南靖寇大將軍陳泰遣護軍統領蘇克薩哈等設伏邀擊，水陸追剿，遂大敗農民軍。盧明臣墮水死，馮雙禮受重傷，劉文秀退回貴州，大西軍副將以下降清者40餘員。這是洪承疇任西南經略以來的第一個重要的戰役，也是他貫徹“以守為戰”戰略的勝利。順治帝聞訊大喜，諭洪承疇曰：“爾與甯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等籌畫有素，調度合宜”，“張撻伐之偉略，絕窺伺之狡謀”。隨即頒旨嘉獎，命晉其太傅兼太子太師，蔭一子入監。
儘管初戰告捷，洪承疇仍然認為：“湖南地方遼闊，沖口甚多，逆賊窺伺非止一處，而見在官兵甚為單薄，顧東遺西，顧南遺北，戰守尚難，分佈開拓，未有根基”。故而他多次疏請增兵湖南、湖北與粵西，並主張“於來歲（順治十三年）秋冬之交方可議興剿之師”。屆時，由他率領的湖南滿漢大軍擔任主攻，“或由常德、澧州以進辰州、沅州，或由寶慶以進武岡、靖州，而廣西之全州、柳州、潯州等處，各大張進兵聲勢，以分孫逆之肘”。四川大軍則由平西王吳三桂等率領，“或徑取遵義，以逼貴州；或分取重慶、夔門，以通荊襄。……庶幾勝算在握，開拓有機”。[29]
但是，洪承疇的這一求穩求實、著眼於“一勞永逸”的作戰方略，由於過分強調於守，而受到來自朝廷各個方面的反對，戶部侍郎王弘祚劾他徵兵轉餉，大為民困；四川巡撫李國英責他“坐而自困”；新任甯南靖寇大將軍阿爾津等也主張立即攻取。就在他不堪壓力、以年老有疾求罷之際，順治十四年十月，大西農民軍中發生了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的內訌。孫可望戰敗後，由貴州奔長沙，于洪承疇軍前投降，力陳雲貴可取之狀。於是，是年十二月，清廷決定三路進取雲貴。一路由吳三桂同固山額真李國翰由四川進貴州；一路由固山額真趙布泰同提督線國安由廣西進貴州；一路以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為甯南靖寇大將軍，與固山額真席哈由湖南進貴州。“經略洪承疇或應與大兵同行，或應尾大兵之後，已令其相機定奪”。[30]可見，清軍三路進兵的部署，與洪承疇先時所籌畫的順治十三年秋冬進剿的方案大體相同。而清軍也正是在這一部署的總體思路之下，于順治十六年正月攻佔昆明，永曆帝逃往緬甸，洪承疇經略西南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應該說，孫可望的降清，不僅改變了洪承疇的被動局面，且成就了他經略西南之功績。換言之，它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洪承疇以守為戰的作戰方略之可取。對此，有孫可望的投降書可以證之。書中有雲：“滿洲大兵精強，威聲赫濯，自順治十年岔路口一戰，殺傷滇黔兵甚多。十二年初犯常德，又折兵萬餘，兼以數年之內，湖南以守為戰，無隙可乘，以致雲貴內變自生，人心解體。”[31]
總之，洪承疇於北京出發前對經略西南的總體設想是要“真剿”，故有“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之議論。但抵武昌、長沙後，他鑒於前線的實際情況，確定了“以守為戰”的軍事方略，欲先鞏固自己，然後尋找機會，消滅敵人。客觀地說，洪承疇的戰略部署既是他本人一貫的用兵風格，也符合清軍的具體狀況，應該是正確的。但是，他自順治十一年初抵長沙，至十四年十月孫可望投降，前後歷時三年有半。期間，大西軍內部的矛盾早已是勢同水火，清軍可乘之機當為不乏。只是年過60有餘的洪承疇過於求穩，過於“事事小心，三思不苟”[32]。所以，才出現經略數年而“寸土未恢”的局面。然而，歷史的評價不但要看過程，尤其重結果，無論怎樣，孫可望的降清及其告白對洪承疇經略西南的政績是足可給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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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7 21:18
三、“進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先以約束官兵、秋毫無擾為本”
“收拾人心”與“約束官兵”也是洪承疇的一貫用兵原則。早在順治元年三月，洪承疇便向正在入關途中的攝政王多爾袞上了“三不”政策，即“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33]，用以加強軍紀，緩和因征服戰爭而帶來的民族矛盾。但清軍對這“三不”政策，僅在入京途中得以一度貫徹，而在下江南時，又依舊擄掠殺戮，其客觀效果必然是加劇了中原廣大漢民族的反抗。
如前所述，洪承疇是在抗清鬥爭日益高漲的形勢下來到江南的，所謂“滿地皆寇，處處回應”。他以成熟的政治經驗意識到，要想徹底掃蕩江南諸叛，必須首先爭取民眾，收拾人心。因而他每恢復一城，必“分發告諭，宣揚朝廷德意”，同時嚴肅軍紀。順治二年九月，洪承疇率軍擊敗金聲，收復徽州。這是他招撫江南以來的第一個大的戰役，城破之後，他一反以往清軍下令屠城的作法，“駐營城外，不令一兵入城”，並“出示安民，市肆如故”，秋毫無擾。[34]從而一改清軍在江南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成為其收拾人心的一個重要舉措。更重要的是，自此而後，加強軍紀，約束兵丁，便成為洪承疇治軍的一個重要手段，並影響到其他將領。如順治三年八月，提督總兵張天祿奉調赴福建建甯，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諭其：“凡經過城市、鄉村，約束兵丁，不許擾害民間。”[35]博洛為太祖努爾哈赤孫、阿巴泰子，曾隨豫王多鐸南下剿滅弘光政權，清軍對江南的屠戮他也染指其中。因而，由博洛這樣的滿族親貴諭令部伍約束兵丁，當十分具有代表性。據此，似可以認為，清軍軍紀的整肅在招撫江南中較為普遍，它成為洪承疇招撫江南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順治十年，洪承疇在經略西南之後，仍然嚴飭部伍。奉命伊始，即宣佈軍紀，其統領的軍伍，“向奉有明旨，兵馬不許進城”。以故，在由京師奔赴武昌的途中，將士官兵皆要宿於城外。其時，正值冬季，“自河南府十一月初五日起行，一路大雪連綿”，然洪承疇卻“傳各官兵冒雪前進，仍嚴加約束，各守法口，不致生情擾害”。[36]清廷為儘快綏定西南，議定增遣滿兵，命攜家口駐防武昌等地。洪承疇慮及大軍所過，沿途居民為之騷擾。所駐之地，又須撥給房屋土地，甚為民累。為此，他疏請“停止攜帶家口駐防”[37]，以減少對百姓的驚擾。
尤為值得論及的是，軍中一旦發現違紀現象，洪承疇立即嚴懲不殆。順治十一年正月，洪承疇駐守武昌時，有旗下官員拜他喇布勒哈番（備禦）張任先者，因“隨營酗酒，又掠淫良婦”違紀犯法。洪承疇奏明三法司請旨後，命於軍前處斬。為儆效尤，行刑時，洪承疇會湖廣總督祖澤遠傳集各提督、總兵將領，當眾宣佈諭旨，然後將張任先押赴武昌府的武勝門外，于駐營軍前斬之。[38]正由於他治軍紀律嚴明，故所屬將士多有收斂。是年三月，清軍初抵長沙，民人多已逃亡，“城內城外盡皆瓦礫，房屋皆無。”但進入城內的滿漢大軍卻“號令嚴明”。洪承疇在其奏疏中稱：固山額真季什哈（席哈）等，“念地方之苦，計切安民，官民秋毫無擾。而撫臣、道臣兩月內多方召集，民人漸次入城，各尋占原日地基以竹草蓋房，城內城外住著約有數百間，各有買賣，生理日已增添。”[39]洪承疇再一次收到了嚴肅軍紀、“收拾人心”的成效。
順治十五年正月，清軍欲進取雲貴，洪承疇進一步明確指出：“進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先以約束官兵、秋毫無擾為本。”他認為：雲貴不比他省，苗蠻不比漢民，“當此大兵初到，一得人心，將來收拾自易，所關甚大”。故而疏曰：“雲貴地處要荒，與西北各邊、腹裏各省迥別。……苗蠻族多，民人絕少，風俗完全不同，……古稱反復難治之國。”“若果號令嚴明，官兵無擾，一得其心，則帖然信服。”“倘若紀律不嚴，搶擄擾害，一失其心，則風聲傳播，苗蠻先逃，皆竄入山村洞窟。不惟嚮導無人，糧草無資，調遣無術。且於大兵經過之後，或山口攔截，或要路挑斷以阻我兵行。即有擺設，塘撥兵多則無米食用，少則夥眾暗襲，舉步皆不能通。是以進取雲貴，兵威宜先，震懾恩信，尤加綏懷，必先得土司苗蠻之心，方可為一勞永逸。”為此，在出發前，他要求滿漢大兵及文武官吏，如迎戰敵軍，苗蠻阻路，自當剿殺。除此而外，“官兵經過州縣及土司蠻峒，不分散遠出，不私離隊伍，一衣一物毋得擅動，茅屋木架毋得擅毀，貿易悉照公平來往，眾擄掠盡行禁止”。“但有投誠等眾，人口財帛分毫皆屬彼有，使諸蠻不為賊用”。如有違犯上述軍紀，並“殺害良民兵丁”者，“立正軍法，經管大小將領拿問治罪，各提督鎮將大小各官必鹹相告誡，以期拓土安民共用太平”。[40]
待清軍進入貴州後，洪承疇又以土司苗彝向為“裹頭跣足”，與漢俗不同，奏請於貴州、湖南“暫免剃發，照舊妝束”。奏准後，“順治十五年八月奉旨依議行”。洪承疇一路刊刻告示，將此曉諭各地苗彝。“貴州土司苗蠻無不鼓舞，頂戴皇上破格洪恩，爭先出山貿易、耕鑿、運交米糧，以各效誠悃。”從而緩和了民族矛盾。與此同時，洪承疇又奏請將雲南、廣西亦照貴州事例，暫免剃發，以廣示招徠。[41]
上述事實可以說明，如果我們將洪承疇經略西南的成功，僅僅歸功於他以守為戰的軍事征服，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收拾人心”的諸項舉措無疑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而這一點，往往易被論者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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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7 21:20
四、新辟之地，“百務創設，慎始慮終”
在招撫江南與經略西南的過程中，洪承疇的又一功績當為致力於封建統治秩序的重建，凡新辟之地，無不盡心籌畫，所謂“百務創設，慎始慮終”。
早在順治二年閏六月，清廷對江寧的陪都機構應否繼續設置舉棋不定，九卿科道眾說紛紜，“有議留六部、都察院，操江、巡江府，國子監、六科者”；“有議立都督府，以親王領之”者；有議雖仍設六部，各部只設侍郎並量減司道官者；更有雲“我朝定鼎北京，當以南京為陪都者”。最後議定：“南京著改為江南省，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來久稱都會，地廣事繁，諸司執掌作何分任，聽總督大學士洪承疇到時酌妥奏聞。”[42]也就是說，洪承疇在肩負招撫江南重任的同時，還有重建國家行政機構、以儘快恢復統治秩序的職責。
根據江南建省的指示，洪承疇于順治三年二月，提出了具體方案。疏曰：“江南改京為省，一應設官自當與各省一例”，“其部院等衙門俱應裁去，惟戶、兵、工三部以軍務方殷，兵馬錢糧船艘為重，應於北京三部中差滿漢侍郎各一員駐紮江南省城，協同經理”[43]。也就是說，洪承疇在對江南實行全國劃一管理並設官的同時，又根據江南的特殊狀況，暫時保留了部分中央衙門，以為裁撤陪都的過渡性措施，而且洪承疇還就官缺的設置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在此期間，洪承疇推薦了一批降清的原明官員出任江南各級衙門，為確保清廷的統治在江南得以確立，他力求所薦人才能夠各盡其用。如順治二年十一月，洪承疇疏薦“故明左中允、黃文煥，見任常鎮道李景廉堪任南祭酒、司業等官；給事中蔣鳴玉、錢源，禦史夏繼虞，主事魯近暹、費道用等留備地方緊要之用；郎中葛含馨、耿章光，員外季之駿，主事余尚春，武備等，堪任銓司科道；給事中倪嘉慶、陸朗應俟病痊起補，侍郎梁雲構、祁逢吉，寺丞劉光鬥皆堪大任”[44]。
對於洪承疇所薦諸官，除了南祭酒、司業，清廷不在江南設官缺外，其餘詔准“所司分別擬用”。順治三年二月，又從“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之請”，以故明高射鬥為江南按察使司副使，李爾育、張天機、王璲三人為江南布政使司右參議，盧世揚、何平二人為江南按察使司僉事，楊志和為江南掌印都司。[45]
順治四年初，江南大局已定，但地區新經恢復，官員文武職分不明，武職濫用職權，致地方行政出現混亂。七月，洪承疇提出，必須依照舊例，“凡提督總兵、鎮守總兵營伍應用中千把總等官，皆必移會巡撫從公選用，給有印信劄付方許到任管事，提督鎮守總兵不得自行擅委。此經制一定，提督鎮守總兵及副參遊擊等官只許整練兵馬、防剿賊寇，其地方文官民事自有撫按及道府州縣經理，武職不得干預”[46]。這一主張，對於一個缺乏政府行政管理經驗的新王朝而言，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
自同年九月，洪承疇又開始籌畫江南省城兵馬錢糧經制事，並請裁汰冗兵員額。他說：“江南省城自興朝定鼎以來，奉明旨特設有滿漢二提督、馬步官兵，又有操江舊額馬步官兵，俱先經諸臣題定，營伍經制無容另議。惟有豫王初渡江收有歸順原任平南伯劉忠、廣昌伯劉良佐，及提督總兵許定國、李本深……等，各有部下馬步水陸官兵為數甚多，皆明朝之末，濫觴無紀，……轉相混冒，不成營制。職久欲裁汰歸一，乃因順治二三年，江南初定，各處俱請發官兵分佈剿防，……未得隨時清理。職今就見在省城內外遠近官兵，謹逐起查明分析開列。”[47]十一月，再請裁徽州總兵李仲興、安慶總兵黃鼎、鎮江總兵馬得功等，並請將徽甯提督張天祿改調蘇松四府提督，駐守崇明總兵楊承祖改鎮蘇州，以甯國總兵胡茂禎改鎮徽寧，以蕪采總兵卜從善改鎮池太，廣德總兵郭虎仍鎮廣德，“業經兵部覆疏奉有諭旨”。此外，洪承疇還就各提督總兵任事雖二年有半，但“塘報公文及支領兵馬錢糧等事皆用白頭文書，難以稽查，甚為未便”，奏請“必給以敕書關防，庶地方上下有所遵”[48]。
從其事事精詳，言必有據，不難看出，洪承疇為清王朝一統江山的建立殫精竭慮。正是他的積極籌畫，江南的行政與武備都得到重建與整飭。而後，他在經略西南五省期間，仍一如既往，西南諸省的一應建制，也多出自洪承疇之手。
順治十一年正月，洪承疇抵武昌未幾，便以道員需人，接連奏請調補。他先以駐紮湖南常德的現任分巡湖北道周來鳳與推官董斑皆贓私累累，薦舉“口碑載道”、並有“禦寇之捷”的山東莒州知州陳全國補任。[49]又以寶慶府為湖南第一險要，嚴疆事務繁難、道臣必得歷練，將駐於其地的現任分守下湖南道吳臣輔以過於“文弱”奏請改調，補以精幹的黃州府同知程雲生。[50]再以駐于江西臨江府的現任分守湖西道張子梃病故，薦河南睢陳道祖重光補之。[51]此外，洪承疇發現擔任湖南重鎮常德守衛的副將申鼎健年老力衰，准其休致，奏請以“戰陣久經、謀略夙裕”的湖南右路副將孫喜策補缺。[52]
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清廷“設湖廣祁陽、益陽兩縣總兵官各一員，兵各三千名，安東縣參將一員，兵一千二百名，從經略輔臣洪承疇請也”[53]。十二月，“以經略洪承疇軍前辦事原任山西平陽府知府張雲龍為湖廣按察使司僉事，分巡武昌道”[54]。與此同時，洪承疇又就湖南常德府原通判張鵬翼被劾，衡州府屬桂陽州知州張士彪病故，兩缺出，疏薦原任江西南康府推官張道澄補常德府通判，現任長沙府湘潭縣知縣劉見龍升補桂陽州知州。[55]而洪承疇所薦之人，或“曆俸有年，且在軍中竭蹶有效者”，或“任事歷練，饒有幹才”，“效力功多者”。
順治十五年，清軍進入貴州。而斯時，貴州久經戰亂，“舊章無考”，“通省錢糧全無頭緒，刑名教化久已廢弛”。洪承疇見狀，立即著手恢復貴州的行政建置。他鑒於窮荒初辟，人多視為畏途，且部選之官至黔，“數千里險途非十餘月不能到”的現狀，每收復一地，即於其地設置官守。例如，是年四月，命投誠總兵張飆會分巡思南道；[56]五月，薦分巡下湖南道僉事陳正中升以參議銜補管湖廣都糧道；岳陽府同知吳光國升以僉事銜補管湖廣分巡下湖南道。[57]七月，他就近舉用分守湖南道副使黃中通以參政職銜補管貴州左布政使事，用寶慶府知府張惟養以副使職銜補管貴州按察使事，用分守下荊南道僉事趙燾以參議職銜補管貴州提學道副使事；[58]九月，以屬下副將張扶龍為分守思仁道。
總之，由洪承疇疏薦者，下至州縣佐貳，上至布臬兩司及巡撫。例如，貴州巡撫卞三元，初由湖廣分巡上荊南道為洪承疇薦補湖廣驛傳鹽法道；原任湖廣巡撫林天擎“奉旨降級調用”，洪承疇薦舉起用雲南巡撫；而雲貴總督趙廷臣，更是每每受薦于洪承疇，先是，順治十一年，由革職之江甯府江防同知，由洪承疇薦舉起複為湖廣分巡下湖南道。十五年，再薦用為貴州巡撫。[59]
十六年正月，雲南恢復，而對貴州的料理也稍有頭緒，於是洪承疇即籌畫新辟雲南的“百務創設”之事。其時，諸路大軍雲集，糧餉為軍需首要，洪承疇“必先湊足十萬兩可濟王師及兩路大兵一時通融應用”。而當時，自湖南解到餉銀除留備貴州滿漢官兵支用外，僅湊足五萬兩。[60]雲貴兩省糧餉中斷，洪承疇不得不親赴貴州催辦。而年過花甲的洪承疇，身體更是每況愈下。但即便是這種情況下，洪承疇也十分關注雲南的守備問題。三月，洪承疇便援引元明故例疏請命以王公鎮守雲南，他說：“雲南尤為險遠，土司種類最多，制之非易，故前元朝用親王坐鎮，明朝以國公沐英世守，乞敕議政王、貝勒、大臣為久長計，留兵駐鎮，俾邊疆永賴敉寧。”[61]經議政王大臣、貝勒等會議議決“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內，應移一王駐守雲南”，詔“命平西王駐鎮雲南”[62]，成為三藩分鎮之初議。從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清朝以異姓王分鎮西南與東南，實發議于洪承疇。而三藩分鎮，在最初的幾年中，的確使清王朝收到了以藩屏周的功效。
無庸諱言，洪承疇的降清，使他成了“大節有虧”之人，並因此被乾隆皇帝打入了“貳臣”的行列。對此，學界的認識也多有歧義。但是，“忠君”與“氣節”的道德標準，只能屬於封建時代。如果說，它可以作為我們今天評價歷史人物的參照係數的話，它只能說明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洪承疇在一個社會鼎革、改朝換代的歷史時代，身為一個沒落王朝的官僚，在國家滅亡之時，既不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就必然要作出去與從的選擇。如果洪承疇不屈而死，他便會取得大明忠臣的榮譽，並因此流芳百世。但是，他的個人行為，於歷史的演變和社會的發展沒有任何意義。相反，他的降清雖然使他背負了對傳統道德背叛的罪名，卻以個人的作用，對國家與民族統一的重建，對社會的安定和百姓的安居，作出了貢獻。而這些當是洪承疇這一歷史人物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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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堂見聞雜錄》。
[2]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疇傳》。
[3] 《清史列傳》卷七十八，《洪承疇傳》。
[4] 趙翼：《簷曝雜記》卷二，《洪經略行狀》。
[5] 孟森：《洪承疇章奏文冊匯輯跋》，《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
[6] 《攝政王起居注》順治二年閏六月十二日。轉引自《清代人物傳稿》上編二卷，《洪承疇傳》。中華書局。
[7] [意]衛匡國：《韃靼戰紀》，見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聞見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8]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疇傳》。
[9] 順治十年（1653）六月，洪承疇在奉命經略西南時奏稱：臣“以平賊安民為責任，賊之脅從數多，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這段話，雖為經略西南而發，卻是他對招撫江南的經驗總結。見《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307頁，《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密疏稿》。
[10] 《清史列傳》卷七十八，《洪承疇傳》。
[11]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第23頁。
[12] 《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張縉彥傳》。
[13] 洪承疇題本：《為恭報舊樞投誠歸順事》，轉引自李光濤《明清史論集》上冊。
[14]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03頁，《江南招撫洪承疇題本》。
[15] 孟森：《洪承疇章奏文冊匯輯跋》，《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
[16] 《明清史料》甲編第2本，第145頁，《江南總督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揭帖》。
[17]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10頁，《江南招撫洪承疇奏本》。
[18]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疇傳》。
[19] 《四王合傳•平西王吳三桂傳》，見《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六。
[20] 《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305頁，《敕諭洪承疇稿》。
[21] 《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307頁，《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密疏稿》。
[22] 《明清史料》甲編第4本，第307－309頁，《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密疏稿》。
[23]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38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24] 衛周祚《洪承疇墓誌銘》北京圖書館善本室藏拓片。轉引自王宏志《洪承疇傳》，紅旗出版社，1991年，第267頁。
[25]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40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26] 《明季南略》卷十六《洪承疇傳》。
[27]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62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28]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九，第2頁。
[29]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62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30]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三，第18頁。
[31]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 583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32]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九《本朝人物》。
[33] 《清世祖實錄》卷四，第11－13頁。
[34]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第4頁。
[35]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08頁，《江南招撫洪承疇揭帖》。
[36]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39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37]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九，第2頁。
[38]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37頁，《經略洪承疇題本》。
[39]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41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40]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85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41]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92頁，《經略洪承疇密揭帖》。
[42] 《清世祖實錄》卷十八，第20－21頁。
[43]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第6－7頁。
[44]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第23頁。
[45]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第7－8頁。
[46] 《明清史料》甲編第2本，第192頁，《江南總督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揭帖》。
[47]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17頁，《江南招撫洪承疇揭帖》。
[48]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22頁，《江南招撫洪承疇揭帖》。
[49]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34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0]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41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1]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38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2]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43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3]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第9頁。
[54]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四，第4頁。
[55]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52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6] 《明清史料》甲編第5本，第445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7] 《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第590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8] 《明清史料》甲編第5本，第428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59] 《明清史料》丙編第2本，第151頁；第186頁；甲編第6本，第590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60] 《明清史料》甲編第5本，第448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61] 《清史列傳》卷七十八《洪承疇傳》。
[62]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四，第14—15頁。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華文史網首發，引用轉載，注明出處）
作 者：劉鳳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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