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背后的动因有两种相持不下的理论。一种理论采取文化生态的视角，通常强调农业会出现在生态边缘地区，那里恶劣的气候变化会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发现新的食物来源（Watson 1995），这种模式已经被用于解释中国水稻的驯化。在更新世末期，长江流域处于温带和寒温带之间，四季分明，因此野生水稻并不是很充足，冬季可能会遭遇食物短缺。野生水稻的稀缺激发了通过栽培它们来增加产量的渴望（Higham 1995；Lu, T. 1999: 139-140）。因此，环境变化以及长江流域处于野生稻分布地带边缘的特性成为该地区水稻栽培起源的主要因素之一（Lu, T. 1999: 139-140；Yan, W. 1992）。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更新世晚期水稻是否被用作主食仍然是个问题，因此也就很难证明水稻栽培是为了解决食物短缺和人口压力的问题。实际上，在没有明确证据确认水稻种植在更新世晚期起源的情况下，目前可以认为最早的水稻栽培发生在全新世早期，那时气候得到改善，野生水稻成为充裕的自然资源之一。简言之，在水稻驯化问题上，文化生态模式仍然有需要进一步解释之处。
同样，动物的驯化也曾被解释为解决食物短缺的方法。袁靖和付罗文提出了�R驯化的四个先决条件：①传统狩猎得到的肉食不充足，有获取新的蛋白质资源的需求；②在聚落附近有野�R资源；③已经成功培植了某种谷物，激励人们进而进行某种动物的驯化；④谷物耕种的收获有剩余，使得用谷物的副产品喂养动物成为可能（Yuan, J. and Flad 2002）。但这些前提条件与出有家�R遗存的考古遗址（如跨湖桥、贾湖和兴隆洼遗址）的情况并不相符。所有这些遗址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们明显是依赖广谱生业经济，农耕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目前，在这些遗址中没有证据表明在人类饮食中缺少肉食，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R主要依赖谷物的副产品生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早期动物驯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