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強 南宋亡國之“謎”
決眥斜陽裏。品江山、洛陽第一，金陵第二。休論六朝興廢夢，且說南浮之始。合就此、衣冠故址。底事輕拋形勝地，把笙歌、戀定西湖水。百年內，茍而已。縱然成敗由天理。
嘆石城、潮落潮生，朝昏知幾。可笑諸公俱鑄錯，回首金甌瞥徙。漫涴了、紫雲青史。老媚幽花棲斷礎，睇故宮、空拊英雄髀。身世蝶，侯王蟻。
宋人王奕填的《賀新郎》，道的是宋代的亡國恨，尤其“百年內，茍而已”，普遍被看作是兩宋偕亡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南宋，作為當時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經濟上的實力因為統治者對軍人的不信任，並沒有轉化為包括國防實力在內的綜合實力，。
宋室南渡後造就了當時最富裕的一個國家。宋在海洋上充分展露了自信和開放，開闢了不少經濟特區用於對外開放，並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之一，乃至將招商引資的先進個人選拔進幹部隊伍。如，為吸引外商，凡市舶綱首（有點像開發區的招商辦和企業家領袖）能招誘舶貨，抽解物貨，累價及5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有一個泉州人蔡景芳從建炎元年（1127年）到紹興四年（1134年）招98萬多貫，就被授了“承信郎”。
問題在於，南宋這樣一個經濟上成就斐然的政權，為什麼會“富而不強”？為什麼經濟上的實力沒有轉化為包括國防實力在內的綜合實力？這單純地從“偏安”的偷懶心理來分析，是難以自圓其說的。項羽當年見秦皇威儀，尚且有“大丈夫當如此”的慨嘆，何況北中國是在先皇們手中喪失的宋室呢？
最合理的解釋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南渡之後的歷任宋帝及他們的文臣武將們，不是不想光復河山，而是心有餘悸，投鼠忌器。這種餘悸，確切地說，不是畏敵、而是懼內，不是來自當年的亡國夢魘、而是來自於對內部權力喪失的恐懼。這是宋室自趙匡胤時代就有的遺傳基因，發展到後世子孫，就毫無懸念地成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
趙宋政權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發揮到極端，甚至到了“寧不攘外也要安內”的地步。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王朝，因此對槍桿子的防範也最為謹慎和週密，甚至不惜犧牲國防力量來維持這一傳統，這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弱的國防軍。朕自己槍桿子弱不要緊，大不了割地賠款，但在朕的一畝三分地中，別人就壓根不能碰槍桿子，對外稱臣當孫子，對內還是老子天下第一。“偏安”本身不是羸弱的原因，而是主動選擇的結果；“偏安”不是外交政策（皇帝衝動之下也是狠打過幾次北伐戰爭的，在遼和金兩次“落井”的時候，宋室也適實地“下石”了，說明還是心懷中原的嘛），而是實質上的內政方針（“偏安”是最有效地防止禍起蕭墻的方式）。岳飛之悲劇，某種程度就在不懂得（或沒做好）“守缺”、“守拙”上。
南宋在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成績斐然，在經濟的改革開放方面成就顯著，但就是恪守著立國以來的祖宗規矩，對軍隊和軍人嚴加防範。南宋時期最安全保險的“講政治”，就是“不講政治”，就是把發展經濟、為自己摟錢當作最大政治，造成了以拜金為核心的物質文明和睜眼說瞎話的“理學”精神文明兩手一起抓一起硬的局面。這樣的一個畸形政經結構，堵塞了經濟成就轉化為綜合國力的路徑，經濟與政治成了不相干的兩張皮。一邊是高壓線般的必然觸及防範軍人的基本原則、甚至完全可能失敗的政治體制改革（包括國防體制改革等），一邊是海外資本雲集、萬國貨物雲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現實生活，利害權衡之下，想不茍且都難！天下若非是朕的家天下，而成了天下人的天下，那天下再大再統一，對朕又有什麼意義呢？
“把笙歌、戀定西湖水”，即使豪傑之士，這恐怕也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了，辛棄疾說“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如今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這不僅僅是在感嘆時光無情，更是感嘆體制對人才的限制，最後也只能是“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可憐白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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